（1）材料反映了2012年我國和其他國家一些城市房價收入比情況，我國城鎮及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房價收入比遠高於世界其他國家，與國際標准相差甚遠。（2分）這說明我國在調控房價與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問題。（2分）
（2）①必須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增長才能做到控通脹。（2分）②供求影響價格；調控房價，增加保障房和廉租房建設及供給；嚴控投資、投機型住房需求；推進
房產稅（4分）③搞活流通，降低物流成本，抓好農副產品的產運銷銜接和儲備吞吐調節；加強市場價格監管，確保市場供應充足平穩。（4分）④理順能源資源價格調控機制，加快發展清潔能源、新能源。（2分）⑤調控人民幣發行量，防範輸入性通脹風險，保持匯率相對穩定。（2分）
❸ 如果房價破滅，人民幣兌美元預計將會在什麼比率為什麼
人民幣升值
第一部分
現在很多國人都很關心人民幣升值這個話題，但又不了解美國迫使人民幣升值的真正意圖何在，現在鄙人就此淺薄的發表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相信大家對80年代的「日本經濟衰退」和90年代的「亞洲金融風暴」及「香港的香港金融保衛戰」吧！也許有人會說那是國際投機集團「美國索羅斯財團」搞的，但是，你就沒有想過它背後難道就沒有美國政府的支持了嗎？下面，我仔細分析一下這些事件的前因後果你就會明白了。
從1980開始的，特別在1990年和1995年，第一名的美國和第二名的日本之間的GDP差距是多少？日本GDP超過美國GDP的一半！這也是目前為止唯一一次其它國家和美國的經濟差距縮小到一半的程度。日本人在歡呼：只要超過美國的GDP，日本就可以恢復「正常國家」了！美國人沒有吭聲。
按理說，日本還是美國的盟國，其經濟也是美國扶持起來的，美國也沒有分裂日本的必要（要分裂，二戰時就分裂了，也不用等到80-90年代）。美國也不可能對盟國日本使用「顛覆性煽動」，眼看著美國是阻擋不了日本經濟的發展前景的了！世界各國都在興奮的期待著日本GDP超過美國GDP的那個「歷史性時刻」！
日本企業更加瘋狂，美國經濟的象徵——洛克菲勒廣場被日本人買下了！美國的精神象徵——好萊塢被日本人買了！美國人民的心情一下子掉到了谷底。「世界第一」就快保不住了！美國人民的榮耀感在急劇下滑，民間開始蔓延仇日情緒。
1980年，日本的GDP就快到美國的一半了。有一件事情在1985年發生了，1985年美國拉攏其它五國（7國集團）逼迫日本簽署了。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其實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過度」干預外匯市場。
日本當時手頭有充足的美元外匯儲備，如果日本央行干預，日元升不了值。可惜呀，日本是被去了勢的太監。美國駐軍、政治滲透、連憲法都是美國人幫它度身定做的，想不簽廣場協議都不可能。
日本最後的結局大家也知道了。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至1988年初.美國要求日元升值。根據協議推高日元，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從協議前的1美元兌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時的1美元兌160日元。
由於美國里根政府堅持認為日元升值仍不到位，通過口頭干預等形式繼續推高日元。這樣，到1988年年初，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進一步上升到1美元兌120日元,正好比廣場協議之前的匯率上升了一倍。
美國人滿足了嗎？沒有。接著看下去，從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當時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貝茨明確表示，為了糾正日美貿易的不均衡，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當時的日元匯率大致在1美元兌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據美國政府的誘導目標，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兌100日元。
以後，由於柯林頓政府對以汽車摩擦為核心的日美經濟關系採取比較嚴厲的態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匯率急升至1美元兌79日元，創下歷史最高記錄。
第二部分
日元升值的後果是什麼？洛克菲勒廣場重新回到了美國人手中，通用汽車在這個廣場的一賣一買中凈賺4億美元！日資在艱難度日中大規模虧本退出美國。美國人民勝利了！成功的擊退了日本的經濟進攻！
我們可以從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後，日本和美國的GDP之比重新拉開了距離，而且越來越大！
可能有些網友還是沒有明白，日元升值怎麼啦？跟我們的談論有什麼關系？日元升值，就是美國對日本的一次經濟阻擊戰！成功的把日本20多年的發展財富大轉移到了美國去了。
下面我給個例子大家就清楚了。
假設我是美國財團，我當然知道1985會發生什麼，假設我在1983年吧，我用100億美元兌換成24000億日元，進入日本市場，購買日本股票和房地產，日本經濟的蓬勃導致股市和房地產發瘋一樣的上漲，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日元開始升值，到1988年初，股市和房地產假設我已經賺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設了），那就是48000億日元。
這時，日元升值到1:120。我把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在一年中拋售完，然後兌換回美元，那麼，就是400億美元！在5年時間中，我凈賺300億美元！（還是最低假設）。
那麼日本呢？突然離開的巨額外資就導致了日本經濟的崩潰！經濟學用詞叫「泡沫經濟破滅」。這就是日本常說的：「失去的十年」。
而我連本帶利的400億美元回到美國，你想一想，美國經濟能不旺盛嗎？！！日本「失去的十年」，卻正是美國「興旺的十年」！看看我的上表就知道了。
我只是美國財團中的一個，其它財團呢？嘿嘿，而且我的假設還只是到1988年，如果是到1995年，日元升值到1:79，你我能想像美國在這場經濟戰爭的勝利中，到底從日本颳走了多少財富？
美國賺夠了，日元現在又重新回到了1:140的位置上，美元的堅挺依然和30年前一樣！美元暫時性的貶值，並沒有損害到美元的國際地位。這場美日的經濟戰爭，以美國完勝而告終！！
美國人玩上癮了。1998年，同樣的手法在東南亞四小龍四小虎身上又來了一次，這就是亞洲金融風暴！
唯一不同的，這次不需要廣場協議了。因為亞洲這些小虎小龍的外匯儲備們直接阻擊就可以大獲全勝！
但是，還是沒有戰勝財大氣粗、軍事強盛、奉行霸權主義的美國，結局大家也看到了，東南亞貨幣在先升後跌中，經濟發展的成果被美國搶掠一空！！
唯一市場硬挺住了索羅斯的進攻而沒有經濟崩潰的就只有回歸後的香港，保住了香港幾十年的發展果實。
當時索羅斯發動世界輿論（包括香港輿論），大肆攻擊香港政府（中國政府）「行政干預市場」，違反市場經濟規則、沒有民主自由，要是當時中國屈服於世界的輿論壓力而不運用「宏觀調控」進行入市干預。
那將釀成大禍，又不知道要有多少國人向當年的日本那樣因破產而跳樓自殺了！
當時的曾蔭權後來說過：「決定政府入市干預的前一晚，我坐在床頭哭了，不是為我自己，而是怕這個決定如果錯誤了，害了香港，我怎麼向中央政府向市民們交代。」
大家現在知道為什麼美國一再要求他國「新聞自由」、「市場經濟」、「民主人權」是建立在自己利益的基礎上了吧，知道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的正確性和優勢所在了吧。
美國停手了嗎？沒有，因為我過綜合勢力的增長國力的增強威脅到了美國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第一」的權威，近來「中國公開支持因兒子丑聞陷入困境的安南，指責美國故意借題發揮進行人生攻擊。」就是最好的證明。
所以美國心裡就不痛快了，就要整人了，現在強迫人民幣升值就是消弱中國的第一步，各位明白了嗎？知道為什麼中央政府突然狂力打壓上海和北京的房地產市場？知道為什麼中國股市那麼慘了嗎？
央行行長周小川在3月還是4月曾說了一件事情：「有一個40億美元的外資在上海炒房地產，已經退出中國了這樣的外資，不要也罷！」明白了嗎？中國股市是一個弱勢股市，很容易被美國財團利用。
中央不可能放鬆對股市的控制，否則中國經濟將會在外資的沖擊中崩潰！前段時間，也就是今年的12月初又有一個240億美元的外資財團撤離中國上海。
現在，大家對國家的宏觀調控的優勢有所理解了吧，知道了國家出台那麼多針對房地產的政策是多麼的明智和及時了吧現在各位知道為什麼中國要實行國家外匯管制、匯率控制、打壓房地產、控制股市、知道為什麼中國要保持巨額外匯儲備，為什麼最近央行又出台了新的房地產貸款規定，為什麼中國政府一直要求進出口貿易平衡，為什麼要擴展東南亞貿易市場和歐盟市場，為什麼要加WTO了。
第三部分
其實中美之間的經濟戰爭，早就已經開場了，而且來來回回過了幾百招了。
我們大多數網友還懵懵懂懂的只盯著台海，盯著中亞美軍又多了一個軍事基地。要知道經濟崩潰的災難遠比一場軍事戰爭的後果更嚴重。
軍事戰爭不外乎兩種：即「侵略戰爭」和「衛國戰爭」。而軍事上的「侵略戰爭」的最終目的就是打垮對方的一切（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達到佔領對方領土，進行資源掠奪和控制奴役和剝削對方的國民。
這樣的事情中國歷史上沒有少發生，這里我就不例舉事例了。
而如今的美國就是以軍事上的侵略戰爭為手段，達到奴役和剝削對方為目的的真實意圖（對實力弱小的國家而言），看看如今的「伊拉克」就明白了。
美國實際上是侵略佔領了伊拉克，控制了伊拉克的石油，以此來滿足美國國內巨大的需求量；而對實力強的原蘇聯（原蘇聯擁有制對方死地的核力量），美國就只有發動經濟進攻來拖垮他們，蘇聯的分裂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許有的人要說，那是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和當時蘇聯國內政策導致了原蘇聯因經濟崩潰而解體的。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進行軍備競賽是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當時的美國經濟實力比蘇聯強，所以，美國勝利了而蘇聯解體了。
現在輪到我們了，我國現在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沒有冷戰時期的蘇聯強大，相同點是我國同樣也擁有毀滅美國的核武器，只是數量少了一點而已。
那在這一輪中，就要看我國領導人的智慧了，建立合理的政策來規避風險，保護自己是當務之急（可喜的是，現在我國已經在這樣做了）。
可是，美國也沒有閑著，而且，作為經濟進攻的第一步他們已經早早的邁出了，向美國「凱雷財團」這樣的世界性投機財團收購中國的「徐州重工」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很多了，在這里我就不一一例舉了。
他們的目的很明確，控制中國的核心技術，進行世界性的技術壟斷，同時乘匯率沒有變化之前以美元套取人民幣，迫使中國央行大量發行人民幣以應付大量的貨幣兌換需求，為拖垮中國經濟打下伏筆。這還是明的進入，暗地裡的就更無法統計了。
說到這里，也許有很多人不明白大量美元兌換人民幣的行為與拖垮中國經濟有什麼關系。
在這里，我解釋一下：在沒有大量美國財團惡意湧入中國用大量美元換取人民幣之前，我國的經濟形式是相對穩定的。
但是，實際上，我國發行的人民幣的數量遠沒有我國人民積累的財富數量那麼多，??活動就行了，??為印刷貨幣的成本是很高的。
舉個例子：中國有13億人口，平均每人的財富擁有量為1萬元每人，中國總共有13萬億元財富，而現實生活中，每個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財富都帶在身上。
這里就平均一下，平均每個人身上攜帶1000元現金（攜帶量為10%，其實這個量已經是很大了），其餘的存在銀行，也就是說，在正常情況下的流動現金量（術語為：現金流量）為1千億元，乘以一定的突變系數，（這里為了便於計算，就理想的取值100%），也就是說在正常的經濟活動下，中國只要發行2千億人民幣就可以滿足本國的經濟活動了。
而大量的惡意的國外財團的資金湧入中國，表面上是拉動了我國的經濟，是國內的消費量變大，也就是使國內的現金流量的需求變大，這樣，我國為了滿足大眾消費的需求，就會大量印刷和發行人民幣來滿足這種需求（當年的日本就是這樣）。據統計，目前在國際上金融市場上的投資有136萬億美元。
其中只要有1%湧入中國進行投機經營，按現在的匯率，我國就要發行10.895584萬億元人民幣（1.36*7.8644=10.695584+ 0.2=10.895584萬億元），貨幣的發行總量已經超過了我國現有的外匯儲備量（1萬億美元）的10倍，算把中國的全部外匯儲備都拿來也難對付對手。
此時，我國的國有經濟就是負9.895584萬億元，不能算上全中國人民的全部財富，因為，國家經濟崩潰了，我們手中的財富也就一文不值了。
如果人民幣升值以後，他們再用手頭的人民幣套取美元，中國國內將會余留大量人民幣。
那樣，國人乃至世界將會對中國失去信心，不再儲備和使用甚至拋售手中儲備的人民幣，使中國的外貿活動受挫，最終導致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對外導致信譽危機從而導致金融危機。
就向40年代的通貨膨脹那樣一盒火柴要賣幾百塊。如果我國政府在這次的人民幣匯率這件事上決策錯誤，那麼到時中國近30年來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就可能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最近，國內的經濟形式來看，客觀的將，形式是不容樂觀的。按理說，人民幣升值了，也就是說錢值錢了，應該是以前1塊錢的東西現在只要9毛甚至是8毛就可以買到了；可是現在的國內形式，除了工資沒有漲外其餘的都漲了。
新華網報道說：自8月份開始，北京市場食用油價格震盪上揚。進入11月份，米價、面價、菜價及副食價格均有不同程度的攀升。報道認為，是受國際大豆市場價格上揚的影響，導致食用油價格上升。
但是，米面跟風而漲，25公斤裝的富強粉漲幅達12%以上，500克大米上漲了6分錢。
據了解，在上海、廣州、深圳糧油等生活必需品已是漲升一遍，並持續一個多月，其中麵粉、食用油的最高漲幅分別已達一成和二成。
農副產品漲價說明了我國經濟在發展和提高。同時，以農副產品的漲價來增加農民的收入，維護社會的穩定，給國家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國內環境，對國家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因為中國農民的數量畢竟佔了總人口比例的70%以上嘛。
但是，中國的這四大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漲價決外偶然。持續7個多月的宏觀調控並沒有穩定房價，相反，導致房價的節節攀升。早有經濟學家警告說，地產泡沫將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將引發經濟危機。
然而，這種聲音太微弱，現如今的種種跡象表明，通貨膨脹正在步步逼近我們。
對比1996年的東京，1997年的香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大房價居高不下的城市，地產泡沫破滅前的跡象已經顯現。試圖為了一已私利而繼續哄抬房價的地方政府，將迎來經濟規律的無情懲罰。
因為這一輪的通貨膨脹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發出的，可能還不被官方承認，但它實實在在已經來臨了。
這種處在萌芽狀態的通貨膨脹選擇了一個導致經濟危機的最好時機——2007年的元旦和春節前。因此，危害性和破壞性更大。如果有一天方便麵也開始漲價時，這場經濟危機已無法遏制了。
柴米油鹽、水電油汽的輪番漲價和全面漲價，對中國的富豪階層的正常生活不構成任何影響，但是千千萬萬的普通市民將要付出更多的財富以維持和原來一樣的生活水準。
也就是說，中國的高房價，間接地是由普通城市居民來買單，日本的國民是花了15年的時間，香港的市民就是花了14年。那麼，中國的城市居民要花多少年呢？
應對即將到來的通貨膨脹，國家自然有金融的手段。可是，中國的人民幣在國際市場受到美元的攻擊，一年之內升值達5%，而且，還有繼續升值的空間。
第四部分
中國的貿易順差將在人民幣的升值中逐漸縮小，國際市場的風險已在加劇。而國內市場生活必需品的全面漲價，將直接影響消費。最後，逼迫央行加大人民幣的發行量，中國的通貨膨脹就此爆發。這種危機也可能近在眼前。
人民幣目前在國際貨幣市場的遭遇是中國匯制改革以來沒有過的事，我們目前已經知道美元要干什麼？
但是，還由不得我們把國際市場的問題解決好，人民幣在國內又是這樣的尷尬。在不動產漲價的帶動下，生活必需品全面漲價，形成了國際與國內兩種迥然不同的市場。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樣的市場將走向資本的過度投機。說白了，對內將加劇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對外給資本大鱷可乘之機。
如果更深層次的分析，人民幣似乎是遭遇來自不同方面的圍攻，試圖將中國30來年經濟發展的成果逐步蠶食。接下來，生活必需品的漲幅將進一步加劇，市民的購買力進一步下降，國內市場進一步縮小，中國的產能將進一步過剩，最後，必然導致大量的中小企業破產，經濟危機說來就來。
真正要化解這場危機，對目前的經濟局勢來說，進一步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理順房地產市場的管理體制，採取有力措施，堅決把房價降下來，讓城市居民在房價下降的過程中感受中國經濟的力量，從而增強對未來的信心。也許，這是目前最應該做的一件事，盡管已經做了一些表面工作。
我們要清醒地看到高房價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中國社會的破壞更是史無前例。也許現在還不必過於悲觀，一切都應該有轉機。
誰都知道中國經濟發生了重大問題，就象一輛出現明顯故障的高速列車，轟轟隆隆往前飛奔，不知何時將會出軌或者顛覆。
有經濟學家預言，2008年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屆時，社會動盪不可避免。
那麼，出了這么大的問題，而問題的症結究竟何在呢？
發改委專家馬曉河指出：我國正在由某一方面的過剩向全面過剩演變。由於產能過剩，內需不旺，中國產品被迫出口，又導致了大量的貿易摩擦，過分依賴國際市場的風險越來越大。
馬曉河舉例說：中國人向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提供了一雙鞋子，可見鞋的產能過剩多少。
11月23日，央行副行長蘇寧也表示，中國最終消費佔GDP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到歷史最低水平。
而在中國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的同時，世界平均消費率達78%—79%，比較起來差別之大就如天上和地下。
上面兩位，一位是宏觀經濟的專家，一位是金融權威，但指出的是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因為內需不旺而導致產能過剩，一旦國際市場出現大的風險，中國將有成千上萬工業企業面臨生存的危險。
讓我們再來看看近幾年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因是什麼：如果總攬中國經濟全局就可以發現，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是投資，二是消費，三是出口，可以說這是並駕齊驅的「三駕馬車。」
但是，在我國的實踐中是「重投資、重出口、輕消費，」這是問題的表象。為什麼中國人會「重投資、重出口、輕消費，」呢？明知消費是生產力，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力，這是一個淺顯的經濟學常識，但是在宏觀經濟發展的布局上，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都不顧及了？
再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很有趣的現象：一是地方政府重投資，前幾年表現的是「開發區」熱，後來是「基本建設」熱，再後來就是現在的「房地產」熱；二是大中型企業重工業產品出口，不管是上市公司還是民營企業，只要形成了生產規模，眼光都瞄準了國際市場，大到汽車，家電，小到鞋子，襪子，打火機，一古腦出口。
就「投資」熱而言，高房價圈走了老百姓甚至兩代人的財富，還有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就「出口」熱而言，貿易順差繼續加劇，貿易摩擦不斷增多，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
有經濟學家分析，人民幣自匯率改革以來升值了5%，現在的狀況是有可能2007年一年就要升值5%，相當於前10多年的升值總幅度。
那麼這個後果是什麼呢？許多經濟學家諱莫如深，我可以大膽的告訴大家，後果就是人民幣大量從不同渠道流出境，國際洗黑錢的勢力乘機介入，甚至可以把中國貪官的錢都洗白了。
可以說，在2007年之前，只聽說外國人到中國來洗錢，這個局面也將因此而改變，中國人終於到外國去洗錢了。再說得深入一點，就是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被別人悄悄地「盜走」了，而「盜匪?發改委專家馬曉河先生的話頭上，看看如何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
其實，很簡單，產能過剩的解決之道是刺激消費，而刺激消費的唯一辦法就是降低房價。房價不降，中國人對未來的預期必將產生較大的壓力而不敢消費，還有一部分成了房奴無錢消費。馬曉河先生說，中國工業品利用率有半數低於50%，所以，為了減少風險，必須擴大內需。而內需如何才能擴大呢？
中國居民的消費率是38.2%,世界平均消費率是78%—79%
中國居民平均房價收入比是一比十，世界平均房價收入比是一比
兩相對照，中國經濟問題的症結就暴露出來，是高得離譜的房價將中國居民的財富搜刮一空，還拿什麼去消費呢？所以中國人的消費率創下了歷史新低。
有專家預測，中國房價每下降一個點，將為市場一年增加100億以上的消費，而中國房價從2006年前三季度的綜合平均價位上，至少有30%以上的下降空間，也就是說，只要中國房價下降30%，中國市場一年將增加3000億的消費總額，中國經濟的問題也迎刃而解，中國民眾也從此能過上好日子。
相反，我國要是領導人的決策事物就控制不好這個局面，我國的經濟將會崩潰?事打擊。我們都清楚我們現在身處的國際環境有多惡劣。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中國一定要具備打贏兩場戰爭的能力，一是軍事戰爭，二是經濟戰爭。
用戰爭手段奪取別國別人的財富在人類歷史上是很常見的。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也還能看到。為了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以及可能爆發的軍事沖突，中國一定要建設強大的陸軍，強大的海軍，強大的空軍和強大的天軍（太空部隊）。
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今天，誰佔領了太空這個制高點，誰就掌握了未來戰爭的主動權。任何太空非軍事化的想法，只能是白日做夢！
聖人說得好：落後是要挨打的！中國只有具備了徹底摧毀對手的實力，別人才不敢欺負中國。
同時，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今天，由於國際交流和貿易的全球化，一場新的戰爭----經濟戰爭，已經取代軍事戰爭，成為當今世界一部分人奪取另一部分人財產的主要手段。
1997年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就是經濟戰爭的一個例子。落後的東南亞國家經濟受到了重大打擊。國際金融炒家以經濟手段達到了以往要用戰爭手段才能達到的目標。
在少遲一點的香港金融保衛戰中，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和財政司司長任志剛，在中國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用大量外匯儲備干預了香港的股票市場。
中國中央政府派出了兩名央行副行長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資機構，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扶盤行動。經過幾個月的較量，香港政府成功擊退了國際金融炒家把香港當作提款機的企圖。
那次的斗爭是非常激烈的，香港恆指變動1點，期貨的買賣就會相差2.3億港幣。
香港金融保衛戰雖然過去好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如果沒有強大中國做後盾，會不會發生「八國聯軍」攻打香港的可能呢？畢竟香港政府幹預香港股票市場違反了當今國際主流社會的「規矩」。
中國航油（新加坡）在國際石油期貨市場損失5億美元和一位中國國資委職員在倫敦同期投資再次被吃表明中國在金融市場方面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就石油這一項，中國現在每年就要多花幾百億美元。現在是中國需要啥，國際商品市場就漲啥。可以說是「搶你沒商量」。
然而，石油等商品的價格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並不是最嚴重的。真正可能對中國經濟的造成嚴重危害是人民幣匯率體系和不斷高漲的房地產市場。
我總覺得有人要以人民幣匯率為突破口，搞垮中國的經濟，奪取中國人民的經濟成果。從要人民幣升值和自由浮動的叫喊聲中，我好像聞到了軍事戰爭的火葯味。
第五部分
現在有一個說得比唱得還好聽得說法，讓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由市場來決定。
難道市場是有鬼決定的嗎？由市場來決定，聽起來挺公平的，大家都有權。但仔細分析一下，世界上有哪個市場不是由少數人操中的呢？讓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來決定，說穿了就是由他們來決定。
中國政府和人民一定不要忘記1997年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現在外資的相當一部分是埋下的伏兵。它們就等美國把中國的門撞開（人民幣匯價自由浮動），把人民幣捧上天，牟取暴利。
總之，中國一定要建設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的強大的陸軍，強大的海軍，強大的空軍和強大的天軍（太空部隊）以應對可能軍事戰爭。
同時中國一定要建設熱愛國家，具有國際視野，精通國際竟爭規則的金融「鐵軍」以應對經濟戰爭。只有這樣，中國的安全，人民的財富才會得到保護！
西方世界給中國設的陷阱：中國賣啥啥跌，中國買啥啥漲。
買辦沒有祖國，只有主子。中國再也經不起買辦的忽悠，必須堅定無情地斬斷買辦的黑手，中國不是買辦的天堂！
❹ 現在的年輕人買不起房國家怎麼不給福利政策呢
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的進程及相關政策
改革之前，我國實行「統一管理，統一分配，以租養房」的公有住房實物分配製度。應該說，這種制度模式在當時較低水平的消費層次上，較好地滿足了職工的基本住房需求。
住房制度改革起始於1980年鄧小平關於住房問題的講話，當時談到住宅問題，鄧小平說：「要考慮城市建築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住宅出售後，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系房價調整房租，使人考慮買房合算」。此後，房改大致經歷了試點售房（1979～1985年）、提租補貼（1986～1990年）和以售帶租（1991～1993年）等改革階段，以及全面推進住房市場化改革的確立（1994－1997年）階段。
1994年7月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199443號），開啟了城鎮住房制度正式改革之路。該文件提出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目標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城鎮住房制度，實現住房商品化、社會化；把各單位建設、分配、維修、管理住房的體制改變為社會化、專業化運行的體制；把住房實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的貨幣工資分配方式；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為對象、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和以高收入家庭為對象的商品房供應體系；同時，建立住房公積金制度，建立政策性和商業性並存的住房信貸體系。
而房改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則是1998年7月3日國務院發布的《關於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國發199823號文），該文件宣布全國城鎮從1998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全面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同時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
再往後，為了促進房地產市場更好、更快地發展，國務院發布了《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國發200318號文），提出：各地要根據城鎮住房制度改革進程、居民住房狀況和收入水平的變化，完善住房供應政策，調整住房供應結構，逐步實現多數家庭購買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
應該說，我國城鎮住房制度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是順應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要求而為，但除此之外，還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內在動因。這主要是，在當時舊的福利分房制度條件下，由於租金低廉，無法維持正常的房屋維護，而且使政府背負著沉重的財政負擔；而與此同時，為了應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國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配以收入分配調整政策，以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而住房貨幣化的登台，正好可以成為拉動內需的最好辦法，啟動消費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改善結構。
住房制度改革政策中存在的一些誤區
（一）過度地賦予了住房的經濟發展功能
我國房改從實施開初就在某種程度上擔負了拉動經濟增長的功能。《國務院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國發200318號文）明確提出房地產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在各地，「房地產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被地方政府推至極致並演變成畸形的增長模式。地方政府熱衷於批租土地，包括農地徵用用於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建設。依靠房地產投資來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並通過土地收益、房地產稅費來直接填充地方財政。一些地方政府將房地產作為拉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過於功利性地重視房地產對「經營城市」的貢獻，經營土地成為投資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的重要法寶。其主要行為包括：一是大搞形象工程、「造城運動」，盲目擴大拆遷規模，人為製造需求旺盛、拉動房價；二是炒賣地皮，一些地方政府低價征地，轉手高價出讓，賣地越多，財政收入越多，甚至少數地方政府暗中操盤，唆使開發商哄抬地價；三是對房價求高棄低，一些政府官員視房價高為經濟發達的標志，將本地房價與其他地區盲目攀比，一些城市政府對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棄而不建，而把興趣用於批建高檔住宅上，導致當地房價居高不下。
在這種政策和利益機制導向下，全國各地房地產投資持續高漲。從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來看，2000年開始急劇增長為21．5％，2003年為30．3％，2004年為29．6％，2005年中西部地區增長，高達33％以上。國際上公認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一般是在10％以下，但我國從1998年開始，這一比重穩步上升，2004年為18．78％，2005年為20．98％，2006年1－4月份為22．93％，遠遠超過10％的國際警戒線。另外，國際公認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佔GDP比重不能超過5％，但國內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從2004年就已經達到9．6％，一些城市甚至於高達50％以上。如果以房地產為支柱產業並將其推向極端，給經濟和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盡管表面上會出現暫時的繁榮，但中長期困境和問題定會隨之而來。
（二）市場化過度，超越了經濟發展階段
從國際的視野來考察住房制度，可以發現各國在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往往採取不同的住房政策。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由於物資、經濟基礎薄弱以及技術力量有限，私人沒有足夠的儲蓄，很難獨立建造和擁有自主住房，這時公房比例往往較高（我國建國以來至市場經濟改革全面推開以來，公房占絕對比重也印證了這一點）；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尤其是當整個社會出現較大的中產階級，也即社會結構呈現橄欖型形態，住房市場化和私有化就具備了條件，此時，私有住房的比重往往較高，如現階段的美國、西歐國家。當然，土地資源的豐缺狀況也是影響住房私有率的重要因素，例如，日本和英國即使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在倫敦和東京，也保留了較大比例的公房。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要求實行不同的住房政策。
然而，我國在目前經濟尚不充分發達，社會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的發展階段，卻把住房改革的重點放在了產權私有化上，把住房市場化簡單地等同於住房產權私有化，直接把「居者有其屋」變成了「居者有其產」，改革認識上存在較嚴重偏差。在住房制度改革過程中，無論是按成本價出售存量住房，還是供應經濟適用房或普通商品房，在住房產權的保有形式上，基本上都是在強調住房產權的私有化或自有化。我國2005年僅個人購買商品住房消費就達1．42萬億元，居民私有住房的比例已經達到72．8％。根據加拿大豐業銀行Bank of Nova Scotia的統計資料，加拿大房屋私有率為67％，美國近年來擁有獨立住房的家庭也剛過60％，而歐洲一些國家的住房私有率則在40％左右。相對於私有化特徵顯著的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卻擁有最高的住房私有率。
作為房改綱領性文件的國發199823號文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和「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的目標。國發200318號文則進一步提出「逐步實現多數家庭購買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政策所體現的市場化程度更濃。就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居民收入水平和土地供應的總體情況而言，要實現多數家庭購買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不僅超越了客觀經濟條件，似乎也是政府擺脫住房保障職責的隱含體現。
（三）貨幣化分配不能到位，職工住房消費能力與市場房價嚴重脫節
住房補貼制度與住房公積金制度是增強職工住房消費能力，實現住房分配貨幣化的兩項基本制度。這兩項制度的相繼建立，適應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其目的是從根本上改變住房實物分配的格局，通過長期性支付能力的積累和政策性住房金融的支持，使住房消費變成一種個人選擇性的自主行為。兩項制度的實質是將職工工資收入中本應包含的住房消費部分，通過不同的政策渠道還原給職工個人。
在多數城市，職工住房補貼建立的依據是：房價收入比（即本地區一套建築面積為6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住房的平均價格與雙職工家庭年平均工資之比）在4倍以上，且財政、單位原有住房建設資金可轉化為住房補貼的地區，可以對無房和住房面積未達到規定標準的職工實行住房補貼。受制於各地財力的限制，各地出台的住房補貼標准所依據的房價都大大低於當時的市場房價，有的地區甚至出現行政事業單位職工拒領住房補貼的現象。而且從補貼標準的設計來看，現行的補貼標準是根據政策設計當時（大多數城市為2000年以前）的房地產市場價格來制定的，遠落後於市場形勢的變化。因此，住房補貼政策從其實施開初，在住房貨幣消費上，國家和單位就對職工欠了一大塊賬。而對於廣大的企業職工來說，由於勞動力市場整體供過於求，勞動工資常常被壓低，工資中住房消費的含量更是嚴重不足，遠遠不能支撐其在市場上購房、租房的需求。所以從總體上說，目前住房補貼實施很不到位，貨幣化補貼舉步維艱，完全到位更是遙遙無期。在這種情況下，新的制度不能完全建立起來，舊的路又一下子被堵死，造成政策斷檔，大量弱勢群體的住房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另外，住房公積金制度所發揮的住房金融支持效能甚微，沒有真正發揮其住房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例如，我國的公積金存貸利差高達2．87個百分點，而新加坡的公積金存貸利差只有0．1個百分點，台灣地區的也在0．2個百分點，相差10到20倍。此外，住房公積金貸款以個人賬戶繳存余額的一定倍數來確定其貸款額度，這就必然導致收入高、繳存高的成員所獲得的公積金貸款也就多，而低收入者所得到的貸款資助低，有的甚至無法逾越其首付門檻，從而使得公積金政策無法真正起到政策性金融的「雪中送炭」的扶助作用。從總體來看，住房公積金的使用效率十分之低，截至2004年6月，全國住房公積金歸集余額4306．7億元，累計提取額2060．9億元，個人貸款總額2817．2億元，貸款余額1854．2億元，全國住房公積金沉澱資金余額達1959．2億元，占歸集余額的45．5％。
（四）沒有有效區分住房政策和房地產政策，基本住房保障嚴重缺位。
從政策屬性上看，房地產政策是一種經濟政策，它歸根到底主要著眼於市場效率；住房政策則屬於社會政策范疇，更注重社會公平和居民的基本住房訴求，它要解決的問題是用什麼手段，使不同收入狀況的市民居者有其屋。多數國家的經驗證明，住房既要靠市場手段，也要依靠大量的公共政策手段。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標是讓人們各得其所，基本努力方向：一是建立「便於進入」的市場，一是幫助中低收入者獲得「能夠支付」的住房。
然而，我國住房改革沒有把住房和房地產這兩個表面相似而實質屬於不同范疇的事物區別開，沒有把住房和房地產、市場和保障予以有效區別。政府忽視了普通民眾最基本的住房需求，住房保障職責缺位，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建設滯後；在土地供應、市場監管、住房金融政策等諸多方面，政府所應發揮的功能也嚴重缺失。而一個健康的住房政策的合理政策導向應是，對具有保障性質的住房建設和供應，政府通過公共政策手段，嚴格根據住房需求，科學確定住房供應。而房地產市場（例如高檔商品住房、別墅等）則屬於完全市場化的范疇，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由市場決定供應和需求，以達到均衡價格。
目前，我國94％的住房開發定性為「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只佔6％，其性質卻是微利「商品房」，而廉租房制度根本就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截至2005年底，全國累計用於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資金為47．4億元，僅有32．9萬戶最低收入家庭被納入廉租住房保障范圍。北京迄今為止也只總共建了14000多套廉租房，相對1400多萬人口來說，不足1％。全國有13個省（區）沒有將廉租住房制度建設納入省級人民政府對市（區）、縣人民政府工作的目標責任制管理，70個地級以上城市（占總數的近1／4比重）根本就沒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
（五）住房分配體制轉換造成不同社會群體利益的極大失衡
住房改革初期的重點在出售公有住房。就多數地方而言，當時實施的改革主要特點有：一是停止單位自建住房，並相繼出台了住房貨幣化分配的具體方案，改分房子為發補貼；二是以大大低於市場的房改價格出售公有住房，基本不考慮級差地租因素。
從實際執行來看，這種按房改價出售的存量住房基本上都是以事實佔有為基礎，事實上固化了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差距。很多單位職工購買住房獲得了各種各樣的補貼和折價。特別是在房改初期，住房價格機制沒有到位，很多住房都是以大大低於當時市場價格的水平轉到私人手裡。採用行政性的福利分配辦法，以實際佔用為基礎的出售，實際上是以產權的形式將既得利益予以固化，是國家對社會一部分群體的「送禮」行為，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平。特別是在單位制明顯的時代，使得不同單位職工住房差距相差懸殊。其次，以統一的房改價格購買不同狀況、不同區位的住房也導致福利得失嚴重失衡。
在公共部門領域，主要是行政事業單位，住房分配單位制的特徵明顯，單位之間苦樂不均情況相當嚴重。同樣為國家公職人員，住房資源豐裕的單位職工與房源短缺單位的職工住房待遇差距相當大，有的獲得了一套以上的房改房，有的則成為了無房老職工，造成了分配上的極大不公平。
另外，原有實物住房分配「只售不租」的政策需要反思。「只售不租」政策，這是對既得利益的承認和鞏固，而對未得利益群體考慮不夠，拉大了不同群體的利益分化。目前全國大多數地區的公房已經出售完畢，總體上出售率達到95％以上，而新參加工作的職工和無房老職工，其住房問題則無從解決，成為體制改革下的利益「犧牲者」。
（六）土地出讓制度存在較嚴重的缺陷
在現行體制下，由土地產生的資產性收益和大部分稅費都基本歸地方所有，造成地方政府高度依賴土地收益。例如，2005年，全國土地出讓金總價款高達5505億元，占同期地方本級財政收入15092億元的1／3還強，土地收益在一些地區已成為典型的「第二財政」。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驅動下，或明或暗地支持甚至助推房價上漲，這是造成房地產市場秩序不規范的重要因素。
目前的土地出讓制度把70年土地使用權一次性轉讓給開發商，開發商再把這筆費用轉嫁到購房者身上，無疑抬高了住房消費的門檻。而地方政府壟斷了土地一級市場，通過所謂的「招、拍、掛」等方式哄抬地價，獲取巨大收益，且美其名曰「經營城市」。地方政府一次性收取70年的土地使用權轉讓費，實質上是本屆政府透支了往後十幾屆政府的收入，寅吃卯糧。在目前這種土地出讓制度下，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共同推高房價和地價。地方政府在房價輪番上漲中，通過土地凈收益和各種名目的稅費獲益很大，但卻沒有將這部分收益還原於社會，特別是對低收入階層的住房保障上。
（七）房改推進過程中形成了極不合理的房地產開發經營體制
改革以前，我國的房地產開發建設主要通過計劃、財政、土管、建設銀行等部門按基本建設計劃來組織實施，同時也包括20世紀80年代「放權讓利」之後各單位、企業自行安排的住宅基建並向職工分配住房。總體上說，在當時，公共部門統管了整個房地產融資、開發建設和分配的全過程。房改實施後，在取消福利住房分配製度、住房供應主要依靠市場來提供的背景下，我國形成了基本上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房地產開發經營體制。房地產開發商以運用土地和資金進行房屋建設、商品房屋倒賣為主，是一種基本不創造任何社會價值的企業模式，實質是房地產中間商、皮包商（曹建海，2006）。到2004年底，我國房地產開發和經營法人企業已達5．9萬家，已經形成一個異常龐大、整體性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利益集團（在中國房地產服務業裡面，開發商所佔利潤和銷售額佔到90％），而且在政府政策決策中取得了越來越重要的話語權，左右甚至「要挾」政府決策行為。
現今中國的房地產開發經營模式並非上世紀80年代初創時設想的「建築＋金融」模式，既不實施建築安裝活動，也不提供金融服務，惟一進行的只是房屋建設的組織和銷售。在開發資金來源方面，如果沒有銀行的信貸、建築企業的墊款、消費者的預購房款，開發公司將無從運作。所以，中國當前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它們通過壟斷房屋開發的組織管理功能，攫取超額利潤，而這些功能本應由政府或者由政府設立的事業單位來承擔。
另外，多年以來，我國對房地產開發的土地供應實行土地批租制度，土地的級差地租是由社會經濟發展和公共政策等的客觀原因而形成的，並不反映任何個人對整個社會經濟的貢獻。而批地私人開發卻將這些級差地租集中起來轉移到極少數開發商手中，導致了極大的社會不公平和制度性的官商腐敗。
（八）經濟適用房制度定位模糊，管理監督失控
經濟適用住房是政府用轉移支付的方式免交土地出讓金，限制開發成本與價格的磚頭補貼來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的特殊政策。經濟適用房中包含了大量的政府補貼，面向中低收入群體出售，帶有明顯的收入轉移因素。從理論上看，有助於彌補因低收入群體支付能力有限所造成的購房困難。但是，這個政策存在很多先天的缺陷，不僅僅體現在政策本身，更主要地還是體現在政策執行過程中。
首先，經濟適用房政策的目標並不明確。政策中所規定的受益群體是中低收入群體，但是這個界定沒有跟政府補貼的能力掛鉤。住房是帶有不可分割性的，經濟適用房把大量的政府補貼凝固在每一套住宅上。考慮到補貼的金額，基本上沒有哪個政府有能力以這個補貼方式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更不要說包括中等收入群體。模糊的受益面必然導致供不應求甚至誘發黑市運作。
其次，經濟適用房政策執行過程失當、失控的情況嚴重。由於政策執行面的模糊，經濟適用房政策的實際受益人並不能與政策初衷相吻合。在一些城市，經濟適用房的受益群體收入上限規定過高，例如，北京有資格購買經濟適用房的家庭年收入可達6萬元，明顯超出社會中低收入水平，經濟適用房供不應求，反而成為商業炒作的對象。在實踐中，政府很難有效地核實購房者的實際收入水平。實際的結果往往是，政府針對經濟適用房的補貼被中高收入群體截獲。一些家庭在獲得經濟適用房後，將其出租或上市交易（REICO工作室的調查報告《經濟適用房政策評價》顯示，2005年北京經濟適用房的自用率僅為51．34％，出租率高達40％以上），將從政府通過住房所轉移的利益迅速變現。顯然這是再一次違背了利用經濟適用房解決無能力購房者的住房困難的初衷。
再次，以地生財的觀念和以GDP增長率論政績的幹部考核體系也使得地方政府對支持經濟適用房建設嚴重缺乏積極性。特別是在不少地區，地方政府甚至以沖擊當地房地產市場價格為由，明令禁止職工集資建房、合作建房，也阻止向經濟適用房建設劃撥土地。據統計，2004年，全國經濟適用住房投資就開始出現負增長，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由上年的6．1％下降到4．6％。2005年一季度，全國經濟適用住房完成投資60億元，同比下降13．8％，占房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進一步下降到2．6％。1998年到2003年，我國經濟適用住房累計竣工面積4．77億平方米，只累計解決600多萬戶家庭的住房問題（由於大部分城市經濟適用住房制度對建設標准、購買對象等的把關不嚴等問題，且還不能肯定地說這600萬戶家庭均為中低收入家庭）。所有這些因素，使得經濟適用住房客觀上並沒有發展成為供應主渠道。
很顯然，各級政府的賣地財政提高了土地價格；為了消化高價土地，發展商就抬高房價。這似乎很合乎經濟邏輯。多少年來，人們所聽到的似乎也只有經濟學家的聲音，那就是供求關系。但供求關系已經很難解釋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的現狀了。很簡單，如果求大於供，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於求，那麼，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買不起房了。那麼，在供求關系之外，還出了什麼問題呢？
供求律以外的因素
房地產市場現狀的形成當然有很多原因。但依筆者看，最大的因素莫過於發展房地產市場的主導思想的嚴重失誤。簡單地說，在中國，房地產被視為僅僅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會政策的一部分。因為把房地產視為經濟政策，其GDP功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被凸現出來，而其社會功能（社會成員對住房的需求和人們的「空間權」）就被忽視。因為商品房兼具投資和消費價值, 人們對其價格上漲有預期。開發商利用這樣的社會預期去囤積土地和新房，購房者也會迫不及待地去賣房。從而一步一步地把房價逼向新高。要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就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在中國，政府不僅沒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反而惡化這個局面，使得人們對房產價格的上升的預期牢不可破。地方政府無視住房的社會功能，而只強調住房的財政功能，即「土地財政」。土地轉讓金普遍佔到地方財政收入的30%以上，許多地區60%到70%的基礎設施投資依賴土地財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漲價之外, 住房的社會功能的缺位，更體現在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供給的極度缺乏。
房地產從一開始就被認定為經濟增長的一個最主要的來源。或者說，房地產是包括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GDP主義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在GDP主義的指導下，房地產成為生產（建設）性投資，而非社會性投資，從而剝奪了房地產的公共性。房地產本來就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產品，因為其直接關切到社會成員的空間居住權。同時，房地產也直接關乎社會穩定和和諧。但在GDP主義構架內，房地產的唯一考量是利潤，而非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
這樣，無論哪個角色，政府、發展商還是投資者，都想從房地產那裡獲得巨額的利益。正因為這樣，在中國房地產投資過程中，帶有極大的投機性。一些投資者甚至僅僅是為了投機。當房地產被投資者或投機者所操控時，其和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實際需求就沒有了任何關系。（類似的情況也表現在投機性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毫無關繫上。）應當指出的是，中國的地方政府也是這個過程中的投機者。 不管地方政府投機的動機（如地方財政考量）的理由如何，在製造房地產泡沫方面，地方政府和發展商同樣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實際上，大量的泡沫是地方政府和發展商利益共同體的結果。更為嚴重的是，對房地產投機的巨額利益，也正在促使中央國有企業大舉進軍這個產業。
GDP主義盛行，有關方面就很難推出有效的房地產發展政策。這些年來，面對社會的不滿，盡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例如「廉租房」和「廉價房」，但遠不能解決問題。截至2006年，政府支出中用來解決住房問題的資金只佔財政支出0.17%，這只能是杯水車薪。更重要的是，抑制房價政策結果剛好是政策初衷的反面，就是說，每出台一個控制房價從而幫助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就把房價推到一個新高點，從而又一次為低收入家庭雪上加霜。原因再也簡單不過，無論是發展商還是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動力來扭曲政策，從政策「尋租」。
中國房地產成為資本的「游戲物」
正因為房地產的唯一目標是「錢」而非社會大多數成員的需要，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呈現出過度的開放性和投機性。在剝奪了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居住權的同時，中國各地的房地產不僅向國內的「炒房團」開放，而且更向國際資本開放。很大程度上說，中國房地產已經成了國內外資本的「游戲物」。從技術上說，要遏制炒房和投機並不難，例如可限制購房的數量、規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產稅（即是在宣稱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美國也是徵收房產及其房產繼承稅的）等等。問題在於，所有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舉措並不符合發展商、投機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沒有人會使用這些技術來限制房地產。進而，如上面所說，房地產也綁架著中國經濟和中央政府，有關部門也沒有動力真正去採取行之有效的方法，盡管它們也面臨社會的壓力。畢竟，在這個體制內，對有關部門來說，經濟利益大大重要於社會利益。
很顯然，就房地產而言，中國政府面臨雙重的挑戰。一方面是房地產泡沫。房價泡沫一旦破滅，總體經濟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會成員的居住權。在各種社會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數中國人非常認同居者有其屋這一說法，年輕人普遍並認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關。這兩方面的後果都會影響社會政治的穩定。最嚴峻的是，盡管這樣的壓力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也面臨過，但中國沒有其他國家解決房地產問題的動力和制度機制。在西方國家，房地產從經濟政策演變成為社會政策是有強大的社會運動來推動的。在強大的既得利益的面前，中國的房地產政策似乎已經山窮水盡。一定也要有強大的社會運動來促使房地產政策的有效轉型嗎？人們只能拭目以待了。
❺ 為什麼現在新疆阿克蘇市的房價還很高，想每一套也沒不起，政府就近管沒有管這件事。
額，哥們進阿克蘇的時候有沒有看到一句標語？「浙阿人民手牽手」。。。這版還說明不了問題么？權 哥們浙江的溫州什麼最出名？炒房團啊...
順便說下為了浙商更好的發展阿克蘇的領導層也有調整...這么說你能明白么？比上面那幾位的有的沒的能讓你看清問題的原因么？
❻ 地方政府救樓市失敗是為什麼
1、過高的房價遠遠脫離了正常居民收入的購買能力，必然大跌。 以北京為例，2007年北京城市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約66000元。奧運前，四環以內，四、五環間，五、六環間，以及六環外的房屋均價分別為每平米18400元、16400元、9800元、7800元，建築面積100平方米的房子，分別相當於北京城市家庭27.8年、24.9年、14.9年和11.8年的收入。四環與六環間的房子，約相當於家庭19.9年的收入，以首付3成，按最新貸款利率，貸款20年計算，房款加利息，相當於家庭28.62年的可支配收入，而人的工作時間未必有28年，更何況人有衣食住行等其他消費支出。而美國自1972年到2000年，房價收入比的長期平均水平僅3.17倍，2006年升到4.5倍就爆發了次貸危機。因此中國高房價的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2、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財力救市。 目前各地方政府的救市措施其實是非常軟弱無力的，是象徵性救市而沒有實質性作為。購房補貼相當於房價打折，而目前江蘇宿遷的補貼是從0.5%-7%，南京僅0.5%或1%。這種折扣相當於降低了房價收入比，但降得非常有限。而且在房價看跌的預期之下，開發商九折售房多半也是無人喝彩，政府的這點補貼怎麼可能有效推動房屋銷售呢？降低購房契稅同樣相當於房價打折，只不過折扣更有限。增加公積金貸款額度只不過是更多地透支未來購買力，同時適用范圍有限，僅適用於當地有戶口者。送戶口僅對少數外地富裕人士適用。 要想有效救市，必須是購買量大於或等於開發商在售樓盤量加炒房人拋售量，政府不大可能出台禁止炒房人拋售的政策，即使萬一限制拋售，反而會嚇退投資性購房。則只能是地方政府出資買進開發商或炒房人手中的樓盤。事實上只有香港政府曾出資購買股票，有效阻止了股市的下跌，除此之外的救市，不管是樓市還是股市，沒有一次成功的，因為並沒有拿出真金白銀入市干預。地方政府顯然沒有入市接盤的財力。 3、中央政府不可能出手救市。 記憶中，中央政府只救過一個行業：銀行。曾數次發行特別國債，買斷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銀行業的安全涉及到國家的金融安全，企業的融資渠道主要就是銀行貸款。而且當時國有銀行的部分不良資產是為挽救國有企業而背的政策性包袱。因此當時的銀行不得不救。而房地產業顯然並不如銀行業這么重要，更何況救樓市只是維持地方政府巨額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及房產商的暴利。全國樓市規模遠大於當時銀行業的不良資產規模，中央財政也沒有這么多錢救市。當年中央政府救銀行的同時，銀行業也壓縮網點，節省開支，提高效率，進行自救。恐怕開發商應該先採取如賣掉豪華轎車等自救措施，而不是指望中央政府救市。 4 、銀行不會冒險介入。 中國房價持續上漲離不開銀行的支持。1998年銀行業個人購房貸款余額僅426.16億元，而今年二季度增長到3.3萬億，增加了77倍，年復合增長率近60%。美國金融機構冒進發放次貸造成巨額虧損，並直接引發全球金融動盪，以及深圳房價快速下跌造成大量不良資產的傳聞和隱憂，都改變了銀行對房地產貸款是優質資產的看法。而緊縮的貨幣政策，較高的存款准備金率，部分銀行貨存比超過銀監會75%的限制，最近縮小的利差，都決定了銀行不可能繼續大規模地增加購房貸款的發放。沒有銀行的支持，地方政府的救市效果是極其有限的。 5、救市與現有政策相悖。 增加限價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的供應，保障民生，以及把90平方米的房屋供應提高到70%以上，開發商的土地閑置兩年以上將無償被收回，購買第二套房產首付及貸款利率提高……這都是保證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擠壓泡沫的現有政策，並都會導致房價進一步的調整。如果要救市，這些政策都要擱置。 6、地方政府救市與土地財政自相矛盾 2004年-2007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分別是5894億、5505億、7000多億和12000億，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建設及其他財政支出的資金。而過高的地價一定程度上拉高了房價，造成購買力不足。地方政府在房價未明顯下跌的情況下象徵性救市，主要是因面臨賣地收入下降的局面，救市的本質是想繼續高價賣地，這必然導致購買力進一步的枯竭。並且救市的部分資金其實來自於土地出讓金。今年以來全國土地市場流拍增多，價格下降，第三季度全國稅收增幅大幅回落，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救市財力。 日本和中國的香港地區、廣西北海、廣東惠州、海南省的房價下跌，都沒有因政府救市而止跌。上海1998年推出的22條救市措施力度遠大於目前所有地方政府：買房辦理藍印戶口、購房款5年內從個人所得稅稅基從扣除、降低稅費、最低首付從3成降為2成、最長貸款期限從15年調整到20年。即使如此，房價也未立竿見影地上漲，2001年開始的明顯上漲，是因經濟增長後居民的住房需求及購買力增加，而非是3年前的救市。 有效救市必須提高居民收入，或降低房價，即降低房價收入比。而這都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的任何救市行為都只是隔靴搔癢，緣木求魚，必然以失敗而告終。 實際上，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一些開發商，或是買房人，都應該看看趙本山的《賣拐》。所謂的救市，我看就象是鬥牛士拿塊紅布在那裡晃，並沒有實質的付出，幻想買房人會象無知的牛一樣沖動起來。 柳林風聲 2008-10-28 15:36
❼ 房地產市場出現泡沫後,政府應出台哪些政策
您好，
中國房地產市場抑制過度泡沫化的策略選擇
自2005年開始，穩定房價成為中國房地產調控的重要目標之一。為抵制房價過度上漲，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其中包括：2005年3月為穩定房價出台的「國八條」；2009年12月頒布的抑制投資投機性住房的「國四條」；2010年1月嚴格二套房貸管理的「國十一條」；2010年3月對土地進行調控新政的「國十九條」；2010年出台的「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國十條」；2011年1月出台的「新國八條」，以及2013年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穩定房價的「國五條」等等。一系列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掀起了四波宏觀調控的高潮。這些調控政策對防止中國房價過度上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國家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還應借鑒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的經驗教訓。
(一)建立「房價收入預警機制」，健全住宅分類供應體系
中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應建立「房價收入比」預警機制，使房地產調控更具針對性。「房價收入比」的預警機制，應使房價上漲速度不得超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中國「房價收入比」的合理區間應參照國際慣例，定在6—7之間。以此為參照，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城市和地區，可適當調整「房價收入比」，對於不同收入層次的群體，也相應調整「房價收入比」，國家要在房屋供給上，充分考慮消費區域和消費層次的差異，加大商品性住宅和保障房的供給，緩解供需矛盾，以滿足不同「房價收入比」層次的需求。
未來一段時期是中國深化改革的時期，也是推動經濟增長再平衡的一個歷史過程。房地產泡沫的化解，需要建立在統籌推進收入分配公平、民生改善與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從供給角度，需要借鑒日本的經驗，建立住宅分類供應體系，擴大針對普通民眾實際需求的房屋供給量。在房地產泡沫程度較高的非常時期，日本政府為解決窮人住房問題，建立住宅分類供應機制，建造低價公房，以調節住房市場價格。其中包括針對中低收入階層的政府公營住宅，針對中高收入階層的由私營發展商經營的商品住房。此外，在購房資金籌措上，日本成立了由財政撥款和郵政儲蓄貸款組成的住宅金融公庫，可為居民提供住房抵押貸款，並為政府及住宅公團提供房屋建設資金。這些經驗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鑒。具體做法是強化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在住房問題上的責任。在多元化的住房分級制基礎上，通過構建完善的、明確分級的新建住宅供應體系，切實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安置問題，減緩居民住房壓力。從需求角度，則應從根本上促進分配公平，規范私營經濟發展，提高勞動者的工資集體協商和議價能力，遏制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佔比下滑的趨勢，從而為勞動者解決和改善住房問題創造必要的條件。這樣，才能逐步化解房地產泡沫過度帶來的矛盾，使房地產回歸合理的發展軌道。
(二)積極調整信貸結構，加快房地產業去杠桿化進程
從各國的經驗看，房地產業的杠桿率過高是寬松貨幣政策的產物，也是導致房地產泡沫過大的誘因之一。由於中國現行房地產開發制度與銷售，中國房地產業杠桿率主要表現在土地儲備貸款、土地出讓環節首次繳款比例、土地增值稅清繳、房地產開發與銷售等環節。以土地儲備為例，土地儲備貸款條件比照項目融資，自有資金比例低限僅為30%，助長了囤地行為。再如，土地增值稅清繳環節，房地產開發企業往往較長時間保留尾盤，拖延項目竣工清算進程，而將預提的土地增值稅轉用於新項目建設。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融資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等也是加大杠桿率的一個因素。房地產業總體杠桿率過快上升，會增大宏觀經濟金融運行風險。為了去泡沫化的需要，有必要提高房地產開發企業的信貸准入門檻，並嚴格審查和控制個人房貸。
加快房地產去泡沫化，需要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積極推動信貸結構調整，使銀行體系新增信貸向小微企業、科技企業傾斜，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設。而對商品房、商業地產、基建投資等產能過剩領域則要嚴格控制。完善信貸政策，控制政府融資平台、房地產開發貸款等高風險行業貸款，有效應對房地產泡沫領域的潛在違約風險。
(三)防範高增長轉為穩增長背景下匯率變動的影響
綜觀各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的歷史可以發現，房地產泡沫程度較高一般形成於經濟起飛後，而破滅往往緊隨高速增長期，處於經濟轉型的關口，且一般均受國際游資沖擊而爆發(擁有國際貨幣霸權的美國例外)。以日本為例，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加劇了其房地產市場泡沫程度。自第一次石油危機始，日本的實質GDP增長率由10%下降到4%左右。隨著日本經濟發展中的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基本結束，以產能過剩為特徵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廣場協議」的簽訂及自由金融政策的實施，推動了日元大幅升值，縮小了外需規模，日本經濟增長方式被迫由「投資導向型」向「出口導向型」轉變。以日元升值為標志的匯率放開政策，引入了大量國際資本，國際熱錢隨之湧入日本房地產業，推高了日本房價的快速增長，房地產泡沫程度加劇。而泡沫破滅後，日本經濟受到沉重的打擊。據瑞穗證券的數據統計，1992-2004年，日本企業和銀行處理泡沫經濟的成本高達208萬億日元，年均處理泡沫成本佔GDP的比重高達3.5%；失業率超過了其他發達國家。其實質GDP增長率由1990年的4%左右，下降到不足1%，房價和股市量價齊跌至歷史新低，銀行凈損失達十萬億日元。
目前，中國進入了由高增長向穩增長的轉型階段，應吸取日本當年為了刺激內需、不顧房地產泡沫的膨脹、單純固執地實施低利率政策的經驗教訓。盡管房地產泡沫由內因而起，但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卻往往因外部的沖擊而破滅。因此，我們對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所導致的游資泛濫及其對中國房地產過熱的助推器作用，要保持清晰的認識。一方面，要運用行政干預手段緩解過剩流動性、抑制經濟過熱；另一方面，還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防範國際投機資金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四)提高房屋交易費用，遏制和打擊投機
從國外成熟的房屋交易稅費徵收機制來看，多種稅負的徵收提高了房屋持有成本，平衡了市場供求。這種稅收調控法以市場化手段，迫使囤房者釋放出多餘房子，增加了市場供給，消減了房價上漲預期，擠出了房地產市場過度出現的泡沫成分。對此，發達國家的做法值得我們參照：例如，德國為了抑制房地產投機，對房屋投機活動設置了「防火牆」，成為歐盟國家中房屋擁有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德國政府規定購房不滿十年就賣出者，政府將對收益部分徵收15%的「投機稅」，此外，除了交納給中介的費用之外，還要負擔3.5%的交易稅和公證費。這些額外的費用占交易額的10%左右。較高的交易費用降低了投機者利用短線炒房而獲取暴利的機會。相比較於德國，日本的交易費用更高，交易費用品種包括印花稅、登記證稅、不動產取得稅、每年一次的固定資產稅。不動產稅稅率相當於土地和住宅建築的3%。在美國，各種房屋稅高達30%，占家庭收入的21%。如果美國的房價上漲低於10%—15%，則無法覆蓋購房和賣房的交易成本，炒房者就會虧本。
可見，較高的交易費用是確保住房作為消費品的前提，也是發達國家和地區房價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需要借鑒這一做法，對超過規定標准面積的房地產擁有者，應通過徵收累進稅的方式進行調節，打出炒房和囤房囤地行為，遏制房地產投機。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強監管，規范房地產市場秩序。如：加強住房銷售價格管理，加大對閑置土地和違法違規用地的處理力度，打擊偷漏稅和規避限購等行為，進一步加強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維護購房人合法權益。這樣，才能使房地產的發展真正服務於長期經濟增長和持久的民生改善。
希望能幫到您，望採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