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宋代百姓和达官贵人的住房有何不同
官员居住一般有官舍，百姓通常居住民居。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曰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敦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敦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敦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 “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北宋前期，颍昌阳翟县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这位有家小的隐士，住房仅两间。宋宁宗时，宗室赵汝鐩有《田家叹》诗云：“破屋三间结草扉，柴根煨火阉家围。此生能得几年活，薄命连遭两岁饥。肠久鸣雷惟淡粥，体虽起粟尚单衣。晚来稚子总欢喜，报道小姑挑菜归。”这户穷人有3间草屋。绍兴年间，两浙兰溪“有铁之工家，窭甚，视其庐，蓬茨穿漏，隘不逾五十弓，仅灶而床焉。”与妻儿3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破屋中。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周必大回吉州省亲，见为其外祖父守坟的盛四七已去世，“惟一女在，破屋半间而已。”半间破屋，当属最低生存标准了。以上个案虽然典型，应是一般情况的代表，却不具统计意义。
再来看官方统一设置的民房标准。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在江淮州县组织流民建庄屯田，规定每5顷为1庄，每庄盖草屋15间，“每一家给两间”。其余5间用于存放粮食。乾道五年(1169年)，楚州募民营田，“每一家用草屋二间，两牛用草屋一间”。每家给草房2间半。乾道八年(1172)，朝廷在合肥等地组织屯田，“率户屋二间”。淳熙十年(1183年)，朝廷在湖北募民耕佃荒地，“仍佃户每家官给草屋三间，内住屋二间，牛屋一间”。说明2间半到3间住房是一般农户的最低标准。大体上说，宋代底层农户的住房面积是3间左右。所谓“茅屋三间围短篱”，当是其住宅的基本状况。
南宋时期东南地区城镇居民的住房面积小一些，当与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多于北方有关。乾道时，温州曾两日内连续发生火灾，知州的灾情报告提供了有关数据：“烧过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间约计六百二十余间”，每家约平均1．6间；“烧一十五家，计二十间，并系茅屋”，每家约平均1．3间；“烧过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间约计一千一百七十余间”，每家约平均1．7间；“五十六家，计草屋一百四十二间”，每家约平均2．5间。“今两日所烧，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瓦?]屋相间计一千九百五十余间，寺观四所。”每家约平均1．6间，可以认作是温州州城居民的户均住房面积。再看一例个案：居住在鄱阳城中的医生赵三郎中，“虽操术不高，亦颇自足。”庆元初，“有财产及居屋两间”。一位小康生活水平的医生，在州城中也不过只有两间住房。
『贰』 宋代百姓和达官贵人的住房有何不同
我们要经常看一抄些关于宋朝时期的袭书籍不难看出：两宋时期，农村百姓的住房简陋，以茅屋为主。城市居民的住房多为四合院。宋朝人居住情况。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农民、城市居民和达官贵人）住的房屋不同。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无力建造豪华的宅第，因此乡村中几乎全是茅草搭建的屋舍。城市中的住宅条件稍好，一般是瓦房和茅草房相结合的样式。相比之下，贵族和官僚的宅第则显得十分奢华，特别是苏杭一带，私家园林比比皆是。园林式的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人工美和自然美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间里浓缩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现如今我们在经济发展，城市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是否要保存那些古老的建筑物？增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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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宋代百姓和达官贵人的住房有何不同
官员居住一般有官舍，百姓通常居住民居。富商房子就豪华大一些，穷人房子就简陋小一些。大体和现在一样。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官舍和民居：
1，“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如今曰之“机关大院”，所以有时也兼容办公场所的涵义。若用现代语汇表述，大抵就是机关住房的意思，因其不仅所有权一般都姓“官”，即属于国家资产，而且往往还特定属于某官署即某一个机关。
自秦汉起，各级官员均由国家任命，无论是各地贤能被征辟或举荐到中央当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当官，大多存在有异地仕宦解决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
住房是一种待遇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事实类苑》卷十一记，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终于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曾被政敌章敦贬到雷州，“不许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敦得知，严令州府究治胆敢借房给管制分子居住的民众。后来章敦也被贬到雷州，碰巧亦向这个人求租房子，对方心有余悸地答复他: “前苏公来，章丞相几破我家，今不可也。”(《宾退录》卷八)此为政治斗争之激烈在住房问题上的反映，也说明虽然称官，却并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办公住家一体化
官舍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 “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2，一般居民住房
北宋前期，颍昌阳翟县杜五郎，“所居去县三十余里，唯有屋两间，其一间自居，一间其子居之。”这位有家小的隐士，住房仅两间。宋宁宗时，宗室赵汝鐩有《田家叹》诗云：“破屋三间结草扉，柴根煨火阉家围。此生能得几年活，薄命连遭两岁饥。肠久鸣雷惟淡粥，体虽起粟尚单衣。晚来稚子总欢喜，报道小姑挑菜归。”这户穷人有3间草屋。绍兴年间，两浙兰溪“有铁之工家，窭甚，视其庐，蓬茨穿漏，隘不逾五十弓，仅灶而床焉。”与妻儿3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狭小的破屋中。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周必大回吉州省亲，见为其外祖父守坟的盛四七已去世，“惟一女在，破屋半间而已。”半间破屋，当属最低生存标准了。以上个案虽然典型，应是一般情况的代表，却不具统计意义。
再来看官方统一设置的民房标准。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在江淮州县组织流民建庄屯田，规定每5顷为1庄，每庄盖草屋15间，“每一家给两间”。其余5间用于存放粮食。乾道五年(1169年)，楚州募民营田，“每一家用草屋二间，两牛用草屋一间”。每家给草房2间半。乾道八年(1172)，朝廷在合肥等地组织屯田，“率户屋二间”。淳熙十年(1183年)，朝廷在湖北募民耕佃荒地，“仍佃户每家官给草屋三间，内住屋二间，牛屋一间”。说明2间半到3间住房是一般农户的最低标准。大体上说，宋代底层农户的住房面积是3间左右。所谓“茅屋三间围短篱”，当是其住宅的基本状况。
城市普通居民住房面积，一般而言比农民狭小。
宋仁宗时，富弼在京东安置河北流民居住时，根据当地城乡居民拥有住房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按主户户等分摊的办法：
一，州县坊郭等人户，虽有房屋人，缘见是出赁与人户居住，难得空闲屋室。今逐等合那□房屋间数如后：第一等五间，第二等三间，第三等两间，第四等、五等一间。
一，乡村人户，甚有空闲房屋，易得小可屋。合逐等合那口间数如后：第一等七间，第二等五间，第三等三间，第四等、五等两间。右各请体认。
由此透露出的信息是：一，城市住房面积小于农村；二，户等越高的主户，房子越多；三，城市多房户皆出租，农村多空闲；四，按自家最少居住2间计，加上官方要求腾出的房间数，则城市第五等户最少有3间房，农村第五等户最少有4间房。这是京东路的情况，大概也可以代表北方地区的一般情况。
与此相比，南宋时期东南地区城镇居民的住房面积小一些，当与东南地区人口密集，多于北方有关。乾道时，温州曾两日内连续发生火灾，知州的灾情报告提供了有关数据：“烧过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间约计六百二十余间”，每家约平均1．6间；“烧一十五家，计二十间，并系茅屋”，每家约平均1．3间；“烧过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间约计一千一百七十余间”，每家约平均1．7间；“五十六家，计草屋一百四十二间”，每家约平均2．5间。“今两日所烧，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瓦?]屋相间计一千九百五十余间，寺观四所。”每家约平均1．6间，可以认作是温州州城居民的户均住房面积。再看一例个案：居住在鄱阳城中的医生赵三郎中，“虽操术不高，亦颇自足。”庆元初，“有财产及居屋两间”。一位小康生活水平的医生，在州城中也不过只有两间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