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房地产前景怎么样
B. 依靠房地产和重工业来发展经济已经行不通
单纯考虑某个或者某些行业发展或推动经济运行是不科学的。三大产业只是概念上和表现形式上的区分。经济长期平稳运行不只能单单依靠某些产业。
当前，国内经济下滑主要是因为，一是出口不畅二是消费不畅。这是由我们的经济特点模式决定的，一是收入不平衡，国民分配不平衡，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原材料制造业旺盛。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我们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相当乏力，第二个特点决定了我们肯定是出口大国。而当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疲软，作为出口大国的我们自然出口急剧受阻。同时，出口受阻不单单影响制造业，连锁反应发生时出口之前的各个环节，直至整个产品链条的最上游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说句不好听话，甚至会影响到农作物的播种面积！
出口不畅以后，国内消费市场由于民生改革没有完全完成，收入水平又不足以让民众扩大消费面积和层次，消费始终处于低水平。必然造成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经济效益直接急速下滑，产品销售不出去了，只能减产减员，失业率就出来了。
题目中的房地产行业是建材和原材料的终端市场，而重工业涵盖的面太广。并且经济运行是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整体。用一句话来比喻，当前的中国就像一个长期感冒的病人，皮肤很热（投资），但是由于从病根上被感冒病毒从外部影响侵入（出口不畅），所以头也疼，嗓子也疼，全身乏力，胃也不舒服，同时自己的免疫力（消费市场）又不太好，所以只能暂时忍受这种病痛。有朝一日，免疫力上升了，即使不用猛药也能够自身痊愈！
C. 工业地产运作是什么，模式是怎样的
含义：指工业类土地使用性质的所有毛地、熟地，以及该类土地上的建筑物和附版属物，有别权于住宅、商业和综合类用地以外的第四种性质用地。工业类土地上的可建建筑物用途有较大的范围，其中包括工业制造厂房、物流仓库及工业研发楼宇等。在我国，工业房地产的土地批租年限为50年。分类：重工业房地产、轻工业房地产、仓储房地产（物流地产）、自由贸易区房地产（指带有特殊政策的贸易加工型通用型工业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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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房地产以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未来房价发展的趋势：
一、 中国的人口数量与结构决定着住房高增长的需求。
中国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让中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住房生产。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并未合理的解决人口增长与居住的问题，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建国初期4.7平方米的水平。虽然改革的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化之后，每年的开复工总量都在扩大，但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纵观全球曾经发生过的房地产泡沫中又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是在人口告诉增长中发生的呢？当人口增长下降且住房能满足基本需求时，房价就失去了上涨的压力，如现在的德国家庭总数少于住房总套数，房价自然也就难以上涨了。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决定着家庭分裂的速度。中国的家庭人口平均数已从1990年的3.96人/户下降到了2008年的2.96人/户，并在不断的下降中。正是因为70年代之后的高生育率决定的，80—90后的家庭分裂速度在不断加速，这种加速会延续大约至少十年。
中国的城市家庭新增户数从2000年的约700多万户上升到2008年的约1100多万户。而每年市场化竣工的住房大约只有500多万套，仅能满足不到一半新增家庭的需求。如果不能加大投资与供给，长期的供不应求现象无法缓解，政策的调控可以平衡一时的供求关系，但不等于满足、释放了需求，最终反而让镇压中的需求膨胀，严重的冲击市场的稳定性。
二、中国的城市化需求。
中国正处于经济数十年持续的高增长中，这个增长中的贡献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城市化的需求。没有哪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是在这个国家经济的高增长中出现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不实现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实现经济的高增长。
历史上中国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城乡的二元结构所引发的贫富差别和发展不平衡问题。改革前的三十年中国是重重工业而轻城市化的进程。世界上，特别是亚洲的多数国家都在二战之后迅速的用低成本完成了本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多在人均1000美元GDP时实现了城市化率65—70%。而我国1949年时仅有城市132个，市区人口仅为全部人口的7.3%。到1978年只有城市194个，城市化率仅为17.92%，处于城市缓慢发展的阶段。而1978—1995年期间承包制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城市化率开始加速。1995年已有城市640个，城市化率达到了29.04%。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30—70%的城市化率为加速和快速发展的阶段，70%的城市化率之后为稳定发展的阶段。而我国正处于这个高速和加快的城市化率阶段，1995年至今城市已达660个，城市人口已超过6亿，城市化率已达45%，虽然低于49%的世界水平，但仍以年均1.26%的速度在增长，最高年份达4.65%的增长率。
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改革时间解决了2亿农民的进城问题，但还需解决4亿农民的进程问题。如果同样的速度将需要60年的时间，必须以成倍增长的速度才有可能在未来的20—30年，当我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时实现城市化率65—70%的水平。
中国现有存量住宅约145亿平方米，至少还要建设240亿平方米才能在不断拆旧与拆除中实现这一目标，而长期的供给严重滞后，尚无法满足这个城市化率的需求。
从近十年城市化进程的情况分析，外地非农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6.4%，外地农业户籍人口约占用城市住房的15.3%，两者合计约占用30%以上。不管这些房子是用什么方式提供的，至少应有这么多数量的住房，而目前的生产能力是无法达到满足条件的，市场化的供给条件只能在其中择优录取了。这个竞争与选择的手段大约就是价格了。
三、土地资源的稀缺性。
中国现有城市建成区的面积约3.84万平方公里，仅占国土总面积的0.4%，而农村宅基地的面积约16.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75%。如果拿出1%的国土面积来建设城市，则至少可以解决14亿人的居住问题。实际中国是不缺少土地的。
但中国面临着土地制度的约束性条件，无法让农村的土地，特别是宅基地产生集中的效应，并让农民的宅基地可以变成进城的资本。尤其是中国对粮食安全的顾虑不得不出台严守十八亿亩红线的政策。于是土地在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生产与城市发展的多项选择中成为了资源极度稀缺的产品。
土地是再生的资源，但土地的用途则是多样性的。目前国土的可耕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7%，但实际的农田只剩了18亿亩多一点，其中约13—15亿亩用于粮食的生产，其余用于经济作物等。但从土地利用的变化看，变成只剩18亿亩耕地的原因与建设用地的增减直接关系并不大，而最大量的则是退耕还林的生态保护。
而全国的建设用地中又有基础设施用地、工业项目用地、交通水利用地、旅游用地、军事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等多项。城市建设用地中又有商业、办公和住宅用地之分。住宅用地中还要分保障性住房用地和商品房用地等多类。结果最终的全部建设用地中房地产用地只剩了4.5%，而商品住宅用地就更少得惊人了，于是土地的稀缺性就埋下了招拍挂中不断出现天价的种子。
参考 我要A家家居网
E. 为什么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引擎
这么说吧，近五年来来我源国GDP很大程度上不是真的发展了，而是被房价拉高了，你想想，国家卖地是不是GDP？开发商造房是不是GDP？卖房有是不是GDP？但是这些数据只有最后一个是房地产，第一个是“政府收入”第二个是“重工业发展”，但是房价涨前两个都长，所以表面上来说我们各个方面都在涨，实际主要涨的就是房地产，所以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引擎”
F. 以后是重工业发展前途好还是轻工业前景好
还不如学习一下厨师,男生可以学习烹饪,女生可以学习西点,这都有面子,很挣钱!
G. 工业地产是干什么的
指工业类土地使用性质的所有毛地、熟地，以及该类土地上的建筑物和附属物专，有别于住宅属、商业和综合类用地以外的第四种性质用地。工业类土地上的可建建筑物用途有较大的范围，其中包括工业制造厂房、物流仓库及工业研发楼宇等。在我国，工业房地产的土地批租年限为50年。
工业地产分类：重工业房地产、轻工业房地产、仓储房地产（物流地产）、自由贸易区房地产（指带有特殊政策的贸易加工型通用型工业地产）。
详见：http://ke..com/view/322295.htm?fr=ala0_1
H. 请教关于中国重工业发展的有关资料
google搜一下子更多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 经济走势跟踪 The Pursuit of Economic Trends 2005年第3期（总第536期） 2005年1月11日（星期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基本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经济走势跟踪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海通证券有限公司《经济走势跟踪》联合课题组 经济热点分析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分析与判断 2004年始，有关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的言论不绝于耳，2004年1月20日，中新社报道，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断言——“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中国工业经济进入新的经济增长平台。”此后陆续有相关分析出现，一些省市也纷纷发表本地区已经“挺进重化工时代”的宣言。对此，我们该如何判断和应对？ 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 2004年第4期《中国科技财富》刊载封面文章“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1984年，是我国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得到恢复，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二阶段从1985年-1992年，是我国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第三阶段从1993年-1999年，是我国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第四阶段从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重化工时代。 文章认为，肇始于2000年，而爆发于2003年的这轮经济增长明显地具有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特征。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究其内在原因，在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产生制约的这一最突出的矛盾，而经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我国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大幅度升级是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的主要动力；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新技术革命为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提供了技术支撑。而这个阶段目前还远未结束，从其它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来看，这一发展过程预计还将持续15-20年。 2004年8月18日的《上海证券报》登载李佐军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我们说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不是一种“应该怎样”的倡导（即规范分析），而是一种“是什么”的判断（即实证分析）。重化工业阶段的到来既给我们带来一些机遇，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挑战。不管喜欢不喜欢，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的一般规律，既阻挡不了它，也躲避不了它。正确的态度是面对它，因势利导，及时抓住其中的机遇，积极应对带来的挑战。 作者认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有以下理由：第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第二，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部分居民已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巨大需求。第三，在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关注的目标，开始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这就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第四，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第五，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聚集条件。第六，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技术革命对重化工业发展形成了支撑。第七，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也为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提供了支持。 最近几年，大量外资和民营企业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以前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重化工业投资领域，将大量资金注入中国的钢铁、电解铝、石油、化学等产业当中，使原本就在加速的中国重工业化步伐变得更加急促。能源紧张等问题突然显现，煤、电、油、运供应全面紧张，资源约束“瓶颈”日益凸显，在2004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随着汽车、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升温，2004年前11个月在39个工业大类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16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7%；钢铁行业911亿元，增长66.3%；建材行业345亿元，增长48.7%；有色金属行业利润246亿元，增长71%。新增利润前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钢铁、化工、电子通信、煤炭，占整个工业新增利润的56.7%。 2004年中央进行的宏观调控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了“局部过热”和“盲目投资”的严重性，也从另一个角度使人们更深程度地认识到了“能源危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经济原因——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型化”特征，从而促使人们认真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吴敬琏：警惕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 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先生2004年11月16日在《国研网》发表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出现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的文章，他警告说：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将导致中国能源危机。该文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认为，自“十五”计划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是在向重型方面转化，但这种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反，会引起全国性的能源短缺。他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东亚经济危机就是过于依靠高投入发展的后果。小企业的发展、第三产业、IT产业的发展，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有极大的作用，并且能吸引大量劳动力。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德国的霍夫曼（W.G.Hoffmann）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主张工业化的中后期应该发展重化工业，并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符合客观规律，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长期的刺激作用。这一理论是根据西方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总结的。但吴敬琏认为，霍夫曼的理论“还未被证实”，而“我们一些地方依据霍夫曼等人的理论进行结构升级的结果是很快出现资源短缺。”另外，在2004年7月的政协十届六次常委会上，吴敬琏也指出，“我们这样资源紧缺的国家，不能沿着别人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 吴敬琏还指出，出现“重化工热”不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是各地政府调节的结果。一是因为政府作为调整主体，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二是因为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的资源。 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吴敬琏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目前经济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政绩考核办法、财政体制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上，与旧发展模式相适应的体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业的“政绩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资、拼资源、损环境的粗放增长方式。 然而，这种“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相对贫瘠的自然资源无法支撑高资源浪费的重化工业发展。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然而，这一GDP的实现所消耗的石油占世界的7.4%，原煤则为31%。其次，十分紧缺的资本资源无法支持高资本投入的粗放增长。此外，重化工业的发展模式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并且加重了解决就业问题的困难，并加剧了贫富分化。 吴敬琏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应该走出一条提高效率的新型发展模式，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来说，就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结构升级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而不是多数人所认为的发展重化工业。” 林毅夫：目前的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国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最近也呼应吴敬琏的观点，在2004年12月23日的《经济参考报》上，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他说，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三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他指出，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厉以宁：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厉以宁最近在呼应吴敬琏的观点时表示：“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他总结说，“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小国可以跳过重化工发展阶段直接以发展新兴技术为主，但是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因此重化工阶段不可逾越。” 有分析认为，厉以宁的观点与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传出的经济发展思路暗合。首先，厉以宁说，作为大国的中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这正是国家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潜台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此前解读“稳健财政政策”时指出，中央财政和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将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力度。虽然重化工发展带来的能源消耗问题不容忽视，但厉以宁认为，“重化工的阶段虽然不可避免，但技术的跳跃性发展仍可实现。”他建言，在重化工的发展过程中加强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旨在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首次被提到了明年的中国经济战略上。 此外，厉以宁也对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工业现状提出警告：“目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问题是，外资使用了国内廉价的劳动力，消耗了中国的能源，最后赚取利润离开。”他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产品，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 汇丰银行中国研究部经理赵令彬在2005年1月3日的《大公报》上撰文指出，中国不应躲避经济重型化。他认为，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 他认为，吴、林的思路值得商榷。首先，目前的重型化是经济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自然伸延，而且是由市场主导的，故完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并构成了当前的国情。换言之反对的思路不符市场导向及国情。从发展角度看，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轨迹，可见最初是以劳力密集加工业起家，随后在90年代中后期开展高科技产品加工，到新世纪又开始了重工业化的新发展阶段。新阶段可说是上两阶段的顺势伸延，项目大都是为加工业提供原材料及设备的上游产业，由此亦有助扩大中国的产业基础及生产增值链。重工业本身虽未必能创造很多就业，但如能为下游加工提供更好发展基础，则可间接推动就业增长，并因而有助减低贫富差距。 经济重型化既符合供给方面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需求方面的转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令住房、汽车及电气化消费模式扩散，对重工产品特别是能源、小车及建材等的需求亦迅速增加，因而拉动了重工发展。经济若不走向重型化便难以满足人们改善生活的要求。从长远看中国不可能不造车、不炼钢而能令13亿人民出有车、住有屋，因绝不可能单靠进口满足所需。 赵令彬认为，经济重型化是由市场主导的。许多大型化工及汽车制造等项目都是由跨国企业投资，规模每以十亿美元计。当然也有大型国企提升竞争力后作出的业务扩张：不少大项目正是国企与外商实行强强联合的结晶。这批有水平、有市场的投资很难说是“粗放型”增长。至于中小企业转向重型化发展也是受市场驱动：为追求高需求带来的高利润而转向，正反映灵活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绝不应横加指责。目前大量沿海尤其浙江的民企正到西部找寻商机，投入不少包括电、煤、冶炼等重工项目，对开发西部及支持东部加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一些中小民企转搞摩托、汽车亦已卓然有成，为发展民族产业另树新帜。显然，绝无中小企业不可搞重工之理。无疑一切要依法规办事，投资亦须注意风险。民企转向将有成有败，但汰弱留强是市场机制运作结果，而不能由学者扮演中央计划者来妄下定论。另一方面，相对各类企业的灵敏，政府显然反应迟缓，根本未能预计经济重型化的到来，两年前还基于经济过剩的设想忙于控制钢铁、煤炭及电力等行业的生产及投资。所以这一轮重型化发展是市场纠正规划偏差的好例子。 此外，林毅夫的“不符优势论”有很大片面性，因为：（一）如中国真的没有发展重工优势，那么到来投资重工的众多跨国大企业都错了？市场也都错了？（二）优势是可变的，不能只用静态模式看待，更要采用动态分析。中国经多年迅速发展已累积一定的资金及技术能力；足可推动一些资本及技术密集项目上马。事实上目前中国已有本、外币资金同时过剩而劳力局部不足的情况；民工荒对劳力密集加工业打击颇大。几年前当外商台商开始在中国内地投资高科技的晶圆加工项目时，林便声称这不符中国优势。但中芯等大型项目进展良佳，更多投资亦接踵而来。看来市场正与林的理论背驰，日后其中一方须作调整。 赵令彬提出，重化工业中的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供求短期失衡乃市场经济常见现象：发展每非循直线而是波浪或梯级型轨迹前进。问题可由调控措施缓解，主要是防止大起大落。在2004年中国便采取了必要的调节政策而避免了因重型化而导致经济过热。无论如何，不应因暂时的失衡而否定重型化的长远发展方向，要分清短期及远景的不同目标。对于目前的资源瓶颈，短期只能靠挤下部分重工项目以作缓解，但从长远看这种发展中的问题只能由持续发展，特别是重型化发展来作根治：重型化带来的问题同时也是这种发展不足的体现。 赵令彬指出，总之，实际情况显示重型化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绕过的阶段。故当局应为其适度及深化发展创造更佳条件，并尽力纾缓其负面影响，如一面支持有效益、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另方面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这要求有更细致的结构调整措施，而绝非一刀切地否定重型化路向。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亦要更紧贴和尊重市场趋向，否则难以把握新发展形势。 部分学者对“重化工时代”的判断 2004年12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该报对部分经济学者的采访，对于“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时代”的说法如何判断，又如何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呢？学者们表达了如下的看法： 卢中原：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 中国目前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加速拉动经济高速成长非常明显。重工业占经济比例1999年是58%，2003年是64.3%，今年（2004年）预计超过65%，应该说，现在是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特征的一种经济上升期。但是不要简单的概括为“重化工业时代”，包括吴敬琏老师在内，很多人都觉得不妥，反对意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的，一种说法是容易导致地方的盲目扩张，经济增长进一步的粗放。 张曙光：重化工业的趋势是明显的。 政府现在要做的不是直接去推动，而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做文章，使这个趋势能够走得稳妥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能源、原材料消耗必然很大，政府能不能把文章做在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方面。政府提出一些要求，发布一些有关的信息，这对于整个过程更有利。 彭志龙：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带动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重化工业发展这么快，从需求方面看是投资带来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投资之所以会这么快，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这就是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设规模搞得太大了。现在很多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区都在大搞城市建设，超常规发展。由于这类基础设施搞得太多，对重化工业产品需求量很大，所以带动了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 魏加宁：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 假定重化工战略是对的，也并不是每个省市都要搞重化工。对于国外经验也有误读的一面。日本、韩国战后的确搞了重化工，但是在搞重化工的同时，还搞了一个“一村一品”运动。日本搞重化工也只是几个大的钢铁厂，并不是全国各地都搞重化工。这是我们与国外的一个重要区别。今年（2004年）我们到地方调研的时候发现，到处都在上重化工项目。四川、内蒙不用说，就连浙江、海南也都在上重化工项目。这除了所谓“政绩工程”以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与目前的财税体制有关。地方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又没跟上，因此想方设法培养与地税相关的税基。搞房地产、上汽车项目都与此有关。 王大用：通过调节市场行为防止产业结构过分重型化和过分消耗资源。 我国正进入国民财富的快速积累时期，这是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一是城市化，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消费更容易波动，而且波动幅度通常也比较大。长期的高投资形成对重化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在市场调节下，带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对能源、矿产资源的消耗过大，也带来对环境的污染。快速的城市化不仅是导致高强度投资的核心力量，而且消耗我国十分稀缺的耕地资源。在这里，单纯市场调节的结果与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发生矛盾。因此，通过调节市场行为，防止我国的产业结构过分重型化，防止过分消耗我国的能源、耕地、淡水和环境等资源，也应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任务。（完） （责任编辑：王砚峰） 2005年第3期（总第536期） 2005年1月11日（星期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网发布时间：2005-10-12 14:55:39
I. 房地产业的发展今后会带动哪些行业
呵呵！ 我们建筑业，他们给钱起房子，我们不就有钱赚了？
还有中介行业，卖房子得到中介费，带动了这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