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宋代百姓和達官貴人的住房有何不同
官員居住一般有官舍，百姓通常居住民居。
「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曰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涵義。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敦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敦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敦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復他: 「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斗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並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於達到令他郁憤而卒的目的。
北宋前期，潁昌陽翟縣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這位有家小的隱士，住房僅兩間。宋寧宗時，宗室趙汝鐩有《田家嘆》詩雲：「破屋三間結草扉，柴根煨火閹家圍。此生能得幾年活，薄命連遭兩歲飢。腸久鳴雷惟淡粥，體雖起粟尚單衣。晚來稚子總歡喜，報道小姑挑菜歸。」這戶窮人有3間草屋。紹興年間，兩浙蘭溪「有鐵之工家，窶甚，視其廬，蓬茨穿漏，隘不逾五十弓，僅灶而床焉。」與妻兒3人，居住在如此簡陋狹小的破屋中。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周必大回吉州省親，見為其外祖父守墳的盛四七已去世，「惟一女在，破屋半間而已。」半間破屋，當屬最低生存標准了。以上個案雖然典型，應是一般情況的代表，卻不具統計意義。
再來看官方統一設置的民房標准。紹興六年(1136年)，朝廷在江淮州縣組織流民建庄屯田，規定每5頃為1庄，每庄蓋草屋15間，「每一家給兩間」。其餘5間用於存放糧食。乾道五年(1169年)，楚州募民營田，「每一家用草屋二間，兩牛用草屋一間」。每家給草房2間半。乾道八年(1172)，朝廷在合肥等地組織屯田，「率戶屋二間」。淳熙十年(1183年)，朝廷在湖北募民耕佃荒地，「仍佃戶每家官給草屋三間，內住屋二間，牛屋一間」。說明2間半到3間住房是一般農戶的最低標准。大體上說，宋代底層農戶的住房面積是3間左右。所謂「茅屋三間圍短籬」，當是其住宅的基本狀況。
南宋時期東南地區城鎮居民的住房面積小一些，當與東南地區人口密集，多於北方有關。乾道時，溫州曾兩日內連續發生火災，知州的災情報告提供了有關數據：「燒過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間約計六百二十餘間」，每家約平均1．6間；「燒一十五家，計二十間，並系茅屋」，每家約平均1．3間；「燒過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間約計一千一百七十餘間」，每家約平均1．7間；「五十六家，計草屋一百四十二間」，每家約平均2．5間。「今兩日所燒，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瓦?]屋相間計一千九百五十餘間，寺觀四所。」每家約平均1．6間，可以認作是溫州州城居民的戶均住房面積。再看一例個案：居住在鄱陽城中的醫生趙三郎中，「雖操術不高，亦頗自足。」慶元初，「有財產及居屋兩間」。一位小康生活水平的醫生，在州城中也不過只有兩間住房。
『貳』 宋代百姓和達官貴人的住房有何不同
我們要經常看一抄些關於宋朝時期的襲書籍不難看出：兩宋時期，農村百姓的住房簡陋，以茅屋為主。城市居民的住房多為四合院。宋朝人居住情況。不同社會階層的人（農民、城市居民和達官貴人）住的房屋不同。對一般百姓來說，他們無力建造豪華的宅第，因此鄉村中幾乎全是茅草搭建的屋舍。城市中的住宅條件稍好，一般是瓦房和茅草房相結合的樣式。相比之下，貴族和官僚的宅第則顯得十分奢華，特別是蘇杭一帶，私家園林比比皆是。園林式的建築最大的特點就是把人工美和自然美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在有限的空間里濃縮了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現如今我們在經濟發展，城市改造和建設的過程中，是否要保存那些古老的建築物？增強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
希望對你有幫助！
『叄』 宋代百姓和達官貴人的住房有何不同
官員居住一般有官舍，百姓通常居住民居。富商房子就豪華大一些，窮人房子就簡陋小一些。大體和現在一樣。
下面分別介紹一下官舍和民居：
1，「官舍」，就是官吏的住所，因為常與官衙連在一起，如今曰之「機關大院」，所以有時也兼容辦公場所的涵義。若用現代語匯表述，大抵就是機關住房的意思，因其不僅所有權一般都姓「官」，即屬於國家資產，而且往往還特定屬於某官署即某一個機關。
自秦漢起，各級官員均由國家任命，無論是各地賢能被徵辟或舉薦到中央當官，或原在京畿居住者被外放到各地當官，大多存在有異地仕宦解決住所的需要。因此，由國家向赴任官員提供住房，大約也就在秦漢之際逐漸趨向制度化。
住房是一種待遇
居住官舍不僅是一項福利，也是一種政治待遇。《事實類苑》卷十一記，北宋名相寇準受政敵迫害，被貶為衡州司馬。衡州府向來不給這種徒有虛名、實受監管者分配住房，「百姓聞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眼看其在民眾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敵又趕快把他遷到雷州，並終於達到令他郁憤而卒的目的。
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曾被政敵章敦貶到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章敦得知，嚴令州府究治膽敢借房給管制分子居住的民眾。後來章敦也被貶到雷州，碰巧亦向這個人求租房子，對方心有餘悸地答復他: 「前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賓退錄》卷八)此為政治斗爭之激烈在住房問題上的反映，也說明雖然稱官，卻並非人人都可住官舍的。
辦公住家一體化
官舍如此「尊嚴」，在一定程度上與它的位置有關系。自秦漢以來，凡州郡府縣各級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長和佐貳官員的生活區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機關大院以內的，俗稱「內衙」或「私宅」等，並用屋宇式的宅門同以大堂為中心的辦公區域劃出界線。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論》卷四: 「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因知古人常將「衙內」作為官府子弟的代稱，就是以他們這種特殊的居住條件為依據的。
溫公詩話》記北宋鮑當任河南府法曹時，河南知府「薛(映)嘗暑月訪其廨舍，(鮑)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說像鮑當這種處長一級(曹官)的官員，也有坐落在衙署內的住宅。因為是私人生活空間，又值盛夏季節，所以沒戴官帽，恐怕還是半赤膊狀態，所以當上司突然來訪時顯得很狼狽。
而像上述寇準、蘇轍這些人在當時的境遇，雖然名義上的級別比鮑的曹官還高一些(司馬為知府的佐官)，但實際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無緣住在「內衙」。反之，也有主動放棄這種榮耀的，如東晉羅含任州府別駕，「以廨舍喧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為席而居」(《晉書》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傳》，看來是希望在業余時間有一個可以讀書寫作的安靜環境。
2，一般居民住房
北宋前期，潁昌陽翟縣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這位有家小的隱士，住房僅兩間。宋寧宗時，宗室趙汝鐩有《田家嘆》詩雲：「破屋三間結草扉，柴根煨火閹家圍。此生能得幾年活，薄命連遭兩歲飢。腸久鳴雷惟淡粥，體雖起粟尚單衣。晚來稚子總歡喜，報道小姑挑菜歸。」這戶窮人有3間草屋。紹興年間，兩浙蘭溪「有鐵之工家，窶甚，視其廬，蓬茨穿漏，隘不逾五十弓，僅灶而床焉。」與妻兒3人，居住在如此簡陋狹小的破屋中。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周必大回吉州省親，見為其外祖父守墳的盛四七已去世，「惟一女在，破屋半間而已。」半間破屋，當屬最低生存標准了。以上個案雖然典型，應是一般情況的代表，卻不具統計意義。
再來看官方統一設置的民房標准。紹興六年(1136年)，朝廷在江淮州縣組織流民建庄屯田，規定每5頃為1庄，每庄蓋草屋15間，「每一家給兩間」。其餘5間用於存放糧食。乾道五年(1169年)，楚州募民營田，「每一家用草屋二間，兩牛用草屋一間」。每家給草房2間半。乾道八年(1172)，朝廷在合肥等地組織屯田，「率戶屋二間」。淳熙十年(1183年)，朝廷在湖北募民耕佃荒地，「仍佃戶每家官給草屋三間，內住屋二間，牛屋一間」。說明2間半到3間住房是一般農戶的最低標准。大體上說，宋代底層農戶的住房面積是3間左右。所謂「茅屋三間圍短籬」，當是其住宅的基本狀況。
城市普通居民住房面積，一般而言比農民狹小。
宋仁宗時，富弼在京東安置河北流民居住時，根據當地城鄉居民擁有住房的實際情況，採取了按主戶戶等分攤的辦法：
一，州縣坊郭等人戶，雖有房屋人，緣見是出賃與人戶居住，難得空閑屋室。今逐等合那□房屋間數如後：第一等五間，第二等三間，第三等兩間，第四等、五等一間。
一，鄉村人戶，甚有空閑房屋，易得小可屋。合逐等合那口間數如後：第一等七間，第二等五間，第三等三間，第四等、五等兩間。右各請體認。
由此透露出的信息是：一，城市住房面積小於農村；二，戶等越高的主戶，房子越多；三，城市多房戶皆出租，農村多空閑；四，按自家最少居住2間計，加上官方要求騰出的房間數，則城市第五等戶最少有3間房，農村第五等戶最少有4間房。這是京東路的情況，大概也可以代表北方地區的一般情況。
與此相比，南宋時期東南地區城鎮居民的住房面積小一些，當與東南地區人口密集，多於北方有關。乾道時，溫州曾兩日內連續發生火災，知州的災情報告提供了有關數據：「燒過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間約計六百二十餘間」，每家約平均1．6間；「燒一十五家，計二十間，並系茅屋」，每家約平均1．3間；「燒過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瓦屋相間約計一千一百七十餘間」，每家約平均1．7間；「五十六家，計草屋一百四十二間」，每家約平均2．5間。「今兩日所燒，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家，茅、[瓦?]屋相間計一千九百五十餘間，寺觀四所。」每家約平均1．6間，可以認作是溫州州城居民的戶均住房面積。再看一例個案：居住在鄱陽城中的醫生趙三郎中，「雖操術不高，亦頗自足。」慶元初，「有財產及居屋兩間」。一位小康生活水平的醫生，在州城中也不過只有兩間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