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谁能具体介绍济南市张马屯—大辛庄遗址
大辛庄遗址 商代中晚期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东北约 4公里处。面积约10万余平方米。1955年起，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单位曾多次调查和试掘。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对探讨山东地区商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遗址的商代文化堆积一般厚1米左右，最厚的达4米。试掘中没有发现居住遗迹。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陶器的器形有鬲、□、豆、簋、罐、盆等，见有硬陶、原始瓷器和白陶的残片。石器有斧、锛、刀、镰。骨器有笄和镞。此外发现有卜骨和卜甲，卜骨有钻、灼而无凿，也不见刻辞。铜器只发现有镞、针和锯等小件器物。1970年曾发现一批青铜器，有 □、觚、□和2件铜戈，可能是墓葬的随葬品，年代相当于殷墟早期。公元前２１世纪—公元前１６世纪，当夏朝人以河南西部为中心确立统治范围时，远在山东的东夷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土著文化——“岳石文化”。公元前１６世纪，商人灭夏，在中原地区立定脚跟后不断向东扩张，将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渐次同化和取代，最终完成“邦畿千里”的版图。这一段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在考古人员对大辛庄遗址的历次调查、发掘和研究中，通向远古的时光隧道逐渐打开了缝隙……
发现——
打开通向远古的时光隧道大辛庄遗址考古日前结束为时２个月的田野发掘，被挖成一个个探方的考古现场开始回填。尽管戴着遮阳帽，考古队领队、山大考古系教授方辉和他的考古队员们一个个还是晒得脸色黝黑。
“这次大辛庄遗址发掘出较大规模、成组的墓葬群，共清理出商代早期至晚期墓葬２３座，几乎每个墓葬中都有兵器，应当是一个家族或军旅的墓葬群，其中一墓葬有殉人现象。发现窖穴、灰坑２００多处，有字卜甲８片，青铜器３０余件，其中有觚、鼎、爵等礼器和戈、剑等兵器。发现的生产工具多为石斧、石镰，骨针、骨锥、蚌铲等。”站在探方隔梁上的方辉对记者介绍说。
而此前的近７０年中，大辛庄遗址早已是“宝贝迭现”。
１９３５年，济南东郊大辛庄农民在村东蝎子沟挖土时偶得一批青铜器。齐鲁大学英籍教师林仰山获悉此情后于次年冬天赶到现场进行调查，正巧看到沟边挖开的墓坑。在清理完墓中陶器、铜器后，林仰山还买到一残碎铜觚的上口。５年后，他又戏剧性地从朋友那里得到了铜觚的下部。
１９６０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刘敦愿与刚参加工作的蔡凤书步行来大辛庄调查。蔡凤书一眼看出蝎子沟沟壁上挂着的一个完整灰褐色陶盆是商代器物，两人兴奋不已。这件现存山大博物馆的陶盆是该校在大辛庄采集到的首件完整器物。
除无数次的调查外，建国后从１９５５年到１９８４年，考古工作者对大辛庄遗址的试掘、探查也已是六进六出，试掘面积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时任考古队领队的山东大学教授徐基说：“当时共发现房址６座，灰坑２００余个，甲骨约４００片，复原完整陶器１００余件，找到一处商人族墓地，清理出１５座墓葬。其中５号墓出土了成套礼器（鼎、觚、爵等），为以往多次发现的青铜器找到了源头。”揭秘——
从碎片中拼接历史的原形考古不是简单的“挖宝”，其真正价值在于从古人的遗迹遗物里，解读未知的古代，从文明的碎片中拼接历史的原形。
从大辛庄遗址发现之初，学者们便在猜测，商文化是大辛庄的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如果是后者，那么商文化是何时介入大辛庄的？
１９７３年，蔡凤书汇集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３年的大辛庄历次调查材料，第一次提出“它包含了早商至商末周初的东西”。通过１９８４年的考古发掘，徐基得出结论，商文化在大辛庄的存在时间段是商代早期晚段至商代晚期，最早出现时间距今３５００年左右。刚刚收尾的２００３年大辛庄遗址发掘再次证明，所发现商文化没有早于这一时间段的。
“《竹书纪年》有商王中丁征兰夷（东夷部落）的记载，大辛庄商文化的外来可能与此事件有关。至于大辛庄的有些东西似乎比中丁征兰夷时期要早，也可能始自商王太戊时期，文献有‘太戊复兴’的记载，他在位时势力可能到达大辛庄。”徐基说。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侵入”和同化需要一个过程，这在大辛庄遗址的发掘中证据确凿。如大辛庄所发现陶器中，除灰陶外，素面红褐陶占很大比例。专家认为，灰陶为典型商文化遗存，普遍流行于中原商文化中，素面红褐陶则为夷人土著文化的典型遗存。
１９８４年的发掘中，大辛庄出土的一只小巧骨匕上端刻着“五”字符号，字体似武丁时期。而今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４日，大辛庄遗址先后发现数片龟甲，其中８片刻有文字。据方辉介绍，可辨认出的共２５字，加上那些腐蚀较厉害或只剩下残笔的字迹，共有３４字。此前的百余年中，甲骨文一直是河南安阳殷墟的“专利”。
“大辛庄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具有界标性质。”专程赶来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他认为，只有占卜活动发展到高峰时期，才会出现在卜甲上刻字的卜辞，一般王侯贵族占卜才会用卜辞来记录。所以，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大辛庄遗址在商代不是普通区域，应是商王朝在东方的一处中心性的聚落，盖为一处方国都邑。值得一提的是，在１９８４年的考古发掘汇报表中，徐基就曾推断，大辛庄可能存在一个与商文化有密切联系的方国。
“除甲骨文外，在大辛庄出土的青铜爵上还首次发现了族徽，虽然在现代汉字中没有找到对应的字体，但它的发现是一个重要信息，是研究大辛庄商人部落的一个重要佐证。”方辉透露说。
蔡凤书介绍说，目前在山东省发现商代遗址或有商代文化遗存的地点３００多处，但是经过正式发掘的只有十处左右，除了济南市大辛庄之外，还有如滕州市前掌大、泗水县天齐庙、济宁市潘庙等，这些商代文化遗址大部分在鲁西地区。这说明，在商代末期济南附近地区不仅已经纳入“邦畿千里”的商帝国版图，而且在文化上也融合到中原地区中，东夷人那种特有的文化基本上不再继续存在。思索——
大辛庄还有多少谜团在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的同时，大辛庄遗址带给学者们的思考亦接踵而来。
思索之一：甲骨文内容是什么，还有可能再次出土吗？
方辉说，初步可以判定，其内容是对某位“母”的祭祀。即要不要对“母”进行祭祀，如需要，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祭祀。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甲骨文中的“母”通“女”，其内容是祭祀时要不要用女来作牺牲的意思。
“按道理，既然有人已经开始用甲骨文，这么大一片遗址下应该还藏有甲骨文。但已出土的甲骨文距地表仅４０厘米，如此浅的地层，不少在汉代取土时就被破坏了。建国后，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还进行过深挖土的耕种活动。所以，今后发掘中甲骨文能否再次出土仍是个谜。”方辉说。
思索之二：如果大辛庄是商代的方国，为何没有发现“城”？
学术界一般将城、铜器和文字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在青铜器、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大辛庄遗址中“城”的隐而不现自然引起人们的猜疑。如果大辛庄确是商代的方国，为何没有发现“城址”？
在此次考古发掘后期，大辛庄遗址Ｔ０４０１、Ｔ０４０２号探方发现一段神秘夯土层，当时考古人员怀疑这就是大辛庄方国的城墙遗址。但从解剖结果看，这段夯土层的宽度仅有五六米，也与当时城墙宽度在十米以上的标准有一定差距。方辉最后判定，它可能是当时的一处大型的建筑基址。
１９８４年和今年对大辛庄遗址的发掘面积分别是８００多平方米和６００多平方米，相对于３０多万平方米的大辛庄遗址总面积，充其量只发掘了其中的１／２００。因此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城”得以发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思索之三：甲骨文中出现的地名“乐”和“泺”指的是大辛庄吗？近年来，在考证文化历史名城济南的源头时，有学者提出，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乐”、“泺”指的就是济南，其具体位置在泺水之源趵突泉附近。对此，大辛庄遗址发掘的两任领队徐基和方辉进一步指出，“乐”、“泺”指大辛庄的可能性很大。
方辉说，“泺”是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一个地名，我认为其位置在广义上的济南一带，应是商王驻扎的地方，且是商人与夷人打仗经常路过的地点，这个地方在一定区域内具一定规模。大辛庄北距泺河（小清河）仅３公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表明，这里有可能就是“泺”的中心区域。
徐基指出，趵突泉一带地势低洼，不适合商代大型聚落点的建立。展望——
累赘还是资源，大辛庄何去何从？ 艺术大师罗丹说，“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而对考古工作来说，不是缺少证据，而是缺少发现。
继１９８４年山东大学、省考古所、济南市考古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确定大辛庄商代遗址范围是３０万平方米之后，今年联合考古队在大辛庄周边进行踏查又有意外惊喜。在大辛庄以东约４０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踏查时，考古队员新发现上到８０００年前的后李文化下到汉代的５０多处遗址，其中，有七八处商代遗址，虽然规模较小，但包含物很丰富。
谈及大辛庄遗址及周边遗址的保护和考古，方辉认为，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紧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新石器遗址的洪家楼、甸柳庄、葛家庄一带，现在均被楼群所覆盖。伴随着城市化脚步的逼近，今后如何保护大辛庄这片弥足珍贵的古文化遗址将很快变成一个形势严峻的问题。对此，方辉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并非是完全冲突的，文化遗迹完全可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来利用。利用好了就是保护，否则会让地方上觉得遗址是个累赘。大辛庄遗址完全可以建一个商文化遗址主题公园，提供休闲场所的同时还能发挥文化教育功能。
“大辛庄是山东境内最早的、最大的、最丰富的、最重要的、特征最鲜明的、出土甲骨文最早的商代遗址。”这是徐基对大辛庄遗址最新归纳出的“六个之最”。他说，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相比，大辛庄类型存在鲜明的“个性”，诸如陶器中红陶较多且少见壶、觚、爵等日用陶器、水井于相邻边挖角窝、墓葬普遍设腰坑，殉狗普遍和卜骨不用凿等，均为中原商文化所少见。济南作为一个都会城市其历史可上溯到距今约３５００年商代前期晚段，作为见证这一历史的大辛庄遗址，建遗址博物馆意义重大。
据悉，除商代遗址外，大辛庄还发现了龙山文化、西周、东周和汉四个时期的堆积。如此重要的遗址堪称蕴含济南乃至山东古文化的“数据宝库”，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它的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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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和张马屯的房子哪里好，就是华山的房子都在山顶上，而张马屯只在村里。
华山山脉的植被面积约130万亩，其植被特性是“针叶林、落叶阔叶疏林区”。华山地区植物，近80科、100多属、200多种。其中种子植物30多科，40多属，60多种。蕨类植物20多科属，近50种，苔藓地衣植物20多科，40多属，近70种。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主要是松栎林，海拔分布在800米以上的山地，其树种以油松、华山松、白皮松、栓皮栎、锐齿槲栎、辽东栎、山杨等为主。松栎林带的下部是以栓皮栎为主的阔叶林，小量有板栗、化香、槲树等。华山松林、油松林、栓皮栎林、白皮松林、人工林、马尾松林是华山地区的主要植被类型。
此外，在海拔800米以下多是农业垦植带，天然植被很少，多数裁培植物散生于河流两侧或村庄附近，如杨树、柳树、榆树、槐树、臭椿、香椿等。山麓地区有成片或散性的侧柏林。
华山的用材林主要有华山松、油松、栓皮栎、辽东栎、锐齿槲栎、槲栎、椴树、山杨等。经济林木有箭竹、苦竹、淡竹、杏、柿、苹果、核桃、桑等。[3]
药材
药材有苍术、菖蒲、远志、五味子、沙参、细辛、山药、连翘、柴胡、茵陈、天麻、管仲、猪苓、血灵子、生地、金银花、党参、桔梗、黄精等300余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华山细辛，极细而直，嚼之习习如椒。”华山菖蒲等药材曾列入《本草纲目》之中，《华山药物志》对此有详实记述。[3]
动物
华山的脊椎动物多达204种，昆虫1500种。金雕、豹、黑鹳是华山的3种一级保护动物，二级保护动物则达20种。[4]
历史沿革
华山山名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和《禹贡》中，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华山”之名。
《水经·渭水注》载：“其高五千仞，削成四方，远而望之，又若花状。”古“花”、“华”通用，故“华山”即“花山”。
《白虎通义》载：“西方为华山，少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曰华山。”[5]
华山被称为“西岳”与东岳泰山并称，最早见于《尔雅·释山》一书。西岳这一称呼据说是因平王东迁，华山在东周王国之西，故称“西岳”。秦帝国建都咸阳，西汉帝国建都长安，都在华山之西，所以华山不再称为“西岳”。直到东汉建立，华山又恢复了“西岳”之称，并沿用至今。
华山地处黄河中游流域，与黄河一起孕育了中华民族。据历代专家学者研究考证，古代华夏文明主要聚集在以华山为中心的方圆500千米范围内。[6][7]
《书经·禹贡篇》载华山为“轩辕黄帝会群仙之所”，后人推测应该是黄帝在此与各部落酋长会盟。此后，华山声名日隆。《书经》、《资治通鉴》等书均记有“唐尧四巡西岳”、“舜三巡西岳”。《舜典》载：（舜帝）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
由于华山太险，所以唐代以前很少有人登临。历代君王祭西岳，都是在山下西岳庙中举行大典。《尚书》载，华山是"轩辕皇帝会群仙之所"。《史记》载，黄帝、虞舜都曾到华山巡狩。据记载，秦昭王时命工匠施钩搭梯攀上华山。
秦始皇首祭华山，汉唐以来，封号递增，愈演愈烈，汉武帝敕修西岳庙前身集灵宫；汉元延二年（前11年），汉成帝巡幸河东，涉西岳而归。
魏晋南北朝时，还没有通向华山峰顶的道路。直到唐朝，随着道教兴盛，道徒开始居山建观逐渐在北坡沿溪谷而上开凿了一条险道，形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大猎于华山；是年，唐高祖送李世民东征祭山；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较猎于华山下曲武原；其中尤以唐玄宗以与华山为本命，封华山神少昊为金天王为最。天宝九年（750年），群臣请奏封禅西岳，唐玄宗命人开凿华山路，设立坛场。
宋太祖赵匡胤与华山道士陈抟来往密切，以道治天下。
明太祖朱元璋梦游西岳，定华山名号。
清朝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到光绪祭祀不断。
由于华山位于中国版图的最中央，又称“中华山”。中华山周边聚居的民族又称“中华山民族”。这一成果首先被孙中山所引用，创立“中华民国”。后杨度质疑“中国”和“中华”的看法，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五号上，发表著名的文章《中华民国解》，驳斥杨度的看法，并对孙中山提出的“中华民国”国号进行了解释和分析。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为新生的国家寻求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支撑，显示其合法性和正统性[6][8]。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鲁迅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说：“至于今，唯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指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为巨大的纪念而已。”